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所编写的世界通史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往往从秦汉、周朝或商朝开始讨论，几乎所有涉及夏朝的内容都表露出一种否定的态度，显而易见。西方学者为何如此对待夏朝？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们认为夏朝的史料并不可靠，西方学者艾兰在《夏存在吗——历史方法论问题》一书中提出，认为夏朝是从商代的二元神话衍生出来的，是周朝“应天命论”所构建的虚构产物，这一观点获得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认同；其二，夏朝缺乏考古学的实物证据或自证。

然而，与此相对，西方在编写世界通史时对雅利安人历史的处理却完全不同。雅利安人被描述为一支无敌的远征军，他们征服了多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横扫千军，几乎所向披靡。他们的起源、习惯、畜牧业、骑射技巧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等都被详细描绘得清清楚楚。那么，既然西方学者以“没有考古证据”作为否定夏朝的理由，那么对于雅利安人如此详尽的历史描述，是否也有考古证据呢？雅利安人历史的具体来源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传说中，雅利安人无所不能，他们一路南下，占领了印度河流域上游地区，又向西南扩展，进入波斯，后来再迁徙到小亚细亚，摧毁了多个当地政权，最终成为了这些地区的统治者，直至今日。而在雅利安人的扩张过程中，唯一一次被击败的记录来自于中国。据传，商朝女将妇好曾击败了雅利安人的入侵。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雅利安人如此神奇、强大、伟大的历史背后，竟没有考古证据可以支持，只能从一些宗教文献中找到零星的提及。

关于雅利安人的最早记载来自印度的《梨俱吠陀》一书，里面讲述了战神因陀罗驾驭战车，冲向敌人达萨人，捍卫雅利安人的土地和水源。需要注意的是，古梵语中的“雅利安”一词原本指的是“高贵”的意思，因此，《梨俱吠陀》中的雅利安人究竟是一个具体的族群，还是一个“高贵阶层”，至今尚无明确结论。

此外，波斯的拜火教经典《阿维斯陀》提到，国王费里顿有三个儿子：长子图尔是突厥人的祖先，次子萨勒姆是罗马人的祖先，而三子雅利安则是雅利安人的祖先。尽管如此，拜火教中的雅利安人与印度教中的雅利安是否同一群体，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进入19世纪，西方学者对欧亚各民族的语言进行了比较，并由此发明了“印欧语系”这一概念。他们认为，雅利安人属于欧洲印欧人中的“高贵种族”，是统治者，率领其他印欧人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19世纪以后，德国甚至自诩为“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后裔。

但是，英国的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提出了疑问：如果印欧人真如西方学者所说是所有文明成就的缔造者，那么这也未免有些太过夸大其词了。汤因比的质疑，进一步揭示了雅利安人历史的推测性。

总而言之，雅利安人的存在历史并无直接的史料依据或考古证据，所有关于雅利安人历史的叙述，几乎都是基于宗教经典和语言比较的“推知”。如此推测性的历史，却被西方学者大肆书写和推崇，反观夏朝，尽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和考古证据，西方却选择将其否定。

例如，史料中明确记载夏朝的都城斟鄩位于河洛之间，唐代《括地志》记载“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这一地点的考古挖掘确实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且该遗址的年代比商朝还要早，具备“王朝气象”和广域的王权属性，时间、空间、王朝性质都符合史料记载的要求。

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审视雅利安人历史，那么首先就应当放弃《梨俱吠陀》与《阿维斯陀》中的记载，进而寻找考古证据。倘若没有任何发现，那么就应当如同对待夏朝一样，予以“否定”。然而，现实情况是，连类似的考古证据都未曾发现，那么雅利安人历史是否还应继续存在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雅利安人的历史，虽然缺乏确凿证据，却在世界通史中被深入讨论和强调；相对而言，夏朝历史却被西方学者忽略甚至否定！这究竟是一种学术公正，还是双重标准的表现？

当然，有人可能会辩解称，语言比较分析可以证明雅利安人的存在，甚至古印度文明的灭亡也可以反证雅利安人历史。但这些观点只是基于逻辑推测，真实历史的演变包含了多种可能性，西方对雅利安人历史的叙述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而如今的考古研究显示，古印度文明的衰落时间并不与西方所描述的“雅利安人入侵”相符合，也没有直接的“入侵战争”迹象。

因此，如果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夏朝存在的证据要比雅利安人存在的证据更加严谨和有说服力。换句话说，至少在西方所编写的世界通史中，夏朝的历史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认可。

抛开其他领域不谈，仅就历史领域而言，西方双重标准的叙事实在令人堪忧。在这类双重标准下，西方一方面对自己进行美化和夸大，另一方面却轻视和贬低他国历史文化，并自诩为“真理与正义”的代表，这种做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解构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例如，西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只是东亚的一个普通且微不足道的文明，它的存在对世界历史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否定夏朝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有一部分国人对这些西方叙述深信不疑，并且盲目推崇印欧人、雅利安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