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帝国初期，随着草原文化的兴起，中原地区的儒士失去了他们原本的特殊地位，逐渐滑落到社会的底层。然而，随着耶律楚材等人的努力，儒士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逐步恢复了部分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戊戌选试之后，成功中选的儒士们再次获得了一些优待政策。这一变化对于当时处于金蒙过渡时期的儒士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身份转变，也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和1252年设立儒户的政策铺垫了基础。

自1211年成吉思汗亲征黄河流域开始，蒙古帝国逐步迈入中原，直至1234年太宗窝阔台汗灭金，蒙古帝国完全占据了中原，成为与大理、南宋等政权对立的势力。蒙古帝国的入主无疑给中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蒙古军队的铁蹄所到之处，田地荒芜，尸横遍野，经济与文化遭受了极大破坏。与此同时，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因蒙古的统治而发生了剧烈变化。

自西汉以来，儒学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士大夫阶层也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两宋时期，士人群体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享有诸多优待。科举制为士人提供了升官的渠道，而在经济方面，士人免除徭役，学生还可享受廪给膳食等各种优待。这些制度确保了儒士在社会中的高地位，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入主，这一体系发生了变化，儒士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丧失了原有的特权。

南宋遗民的记载可以窥见一斑。例如郑思肖在《铁函心史》中提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辖。”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则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者，谓无益于国也。’”这两位学者虽然有一定的民族情绪，但可以看出，蒙古入主中原后，儒士的地位确实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心理上的优越感受到了重创。蒙古帝国的军事性及对儒家文化的偏见，深刻影响了儒士的社会地位。

蒙古帝国对汉人和儒家文化的偏见，可以通过太宗窝阔台近臣别迭的言论得以反映。他曾表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一观点表明，当时蒙古贵族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感。蒙古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轻视，从元初的一些记载中也有所体现。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便被一些人质疑：“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萧启庆在《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中提到，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蒙古上层对儒家文化的低估与偏见。

蒙古帝国逐步占领中原后，蒙古统治者逐渐改变了对儒士的态度，这一转变为儒士逐步进入蒙古政权提供了机会，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耶律楚材。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辽王室的后裔，长期在金朝为高官，1214年蒙古攻破燕京后他归顺蒙古，深得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的重用。耶律楚材不仅精通天文，还曾以“天象预示帝位更迭”之说赢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逐步在蒙古政权内获得了重要地位。

在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开始逐渐影响蒙古统治者，提出“且制弓尚须工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的观点，反驳了西夏人的质疑，赢得了成吉思汗的高度评价。成吉思汗因此开始对儒士有所关注，虽然这一变化仅限于耶律楚材个人，但为之后的儒家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

到了窝阔台汗时期，耶律楚材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1230年11月，蒙古帝国开始在中原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这一政策标志着蒙古帝国对汉地的统治开始更加制度化和集权化。在这一过程中，儒士被广泛任用，尤其是在课税所的设立中，所有正副使员均由儒士担任，这在当时的蒙古帝国初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子贞所说：“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这一举措无疑是耶律楚材努力的结果。

十路课税所的设立，标志着儒士地位的回升，这对于当时经济困境中的儒士团体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首先，大规模的儒士任用为儒家文化复兴提供了坚实的人员基础；其次，蒙古统治者对儒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意味着蒙古的军事本位思想有所松动，为后来的戊戌选试铺平了道路。这一转变不仅有助于儒士在蒙古政权中重新获得话语权，也为未来的文化与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