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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时期的礼仪和现代社会的礼仪差异巨大，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周朝的“周礼”。因为周朝时期，文人已经开始了记录历史的习惯，而商代的文字多用于占卜，留下的资料有限。周朝时期，爱国主义的概念可能并不存在，诸子百家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不仅有许多人选择为其他国家效力，甚至有些人帮助敌国打击自己的祖国，并且依旧能载入史册，像伍子胥就是其中的例子。这些现象今天看来让人颇感震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令人咋舌的事情发生，例如两军交战时，当敌方的战车坏了，自己的一方居然派人前去修理，然后继续交战。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周礼的框架下，毕竟虽然大家属于不同的诸侯国，但仍然可以视为同胞兄弟，因此在战争中，也有着类似国际协议的考虑。

在当时的人才流动中，没有过于严格的限制。就像卫国这个小国，便培养出了商鞅、吕不韦、吴起、子路和聂政等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虽然他们几乎都没有在卫国任职，却在其他地方实现了各自的梦想。周礼之前，商朝的殷礼和夏朝的夏礼曾经在历史上盛行，但随着周朝的统治，这些礼仪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商朝的殷礼遗留下来的一些影响，仍在辽东的箕子朝鲜、中原地区的卫国以及孔子故乡的宋国等地保留，这些地方都是商朝遗民的聚集地。商朝后裔的保留与周武王伐纣时兵力不足有关，也与“亡国不绝祀”的传统密切相关。

既然商朝有后裔，那么夏朝的后裔是否也没有被商朝断绝祭祀，仍然延续了下来呢？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提到，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裔，认为夏朝灭亡后，一部分夏朝后裔北上并与游牧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匈奴人。这一观点，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显得非常荒唐，甚至让人联想到秦国将士王翦带着秦人远渡重洋建立玛雅文明的说法，但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证据支撑。

我们首先可以从夏朝的民族起源入手，历史上记载夏朝是由“羌人”所建立的，而这时的“羌”并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少数民族羌族，而是对西方部落的统称，甚至连姬姓的王朝也可以被归为羌人。早期的羌人在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南部的黄河流域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南扩展，进入了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并与黄帝所在部落发生了融合。在这一过程中，短暂的冲突后，两个部落结合，最终成就了华夏文明。而大禹所在的羌人部落，正是这支游牧向农耕转变的部落之一。很多古籍都有“禹兴于西羌”的记载。

现代基因学的研究也证实了汉族和羌族的某种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夏朝的前身就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这些人在建立了夏朝之后，仍可能与老家保持联系。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创业失败后，选择返回家乡一样，夏朝的后裔很可能在国破之后回到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与老乡重新生活。

然而，夏朝并没有留下详尽的文字记录，商朝的甲骨文大多用于占卜，直到周朝，才有了历史的系统记录。因此，在没有可靠的考古资料之前，所有这些通过古籍推测的假设仍然无法完全验证。即便司马迁的观点距离夏朝较近，并且能够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我们在研究时仍然要保持客观，古籍只能作为参考。

此外，匈奴并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许多部落的集合，包括后来的契丹、鲜卑、蒙古等都属于匈奴的范畴。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推测夏朝后裔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但也不能草率地说夏朝后裔是匈奴的直接祖先。

相比匈奴的荒诞故事，杞国的历史则显得更加正统。杞国是大禹的直系后裔，在商朝灭夏后，杞国将夏朝王室遗民迁至河南杞县建立了国土。商朝的政权不同于周朝的封建制度，而是类似于邦联的形式，多个方国共同归属于商王朝，但每个方国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杞国因其与商朝的关系，也曾多次受到商王朝的废除，但商王武丁娶了杞国贵族为妃，表明两国曾有过联姻。

值得注意的是，杞国的王室后裔姓氏发生了变化，从“姒”姓改为“娄”姓，这种改姓可能是为了躲避政治风波，就像满清灭亡后，许多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改姓为“金”。周朝灭商之后，作为西方的部落，周朝对夏朝的文化地位有所继承。周武王通过恢复“夏篆”、简化殷礼、采纳周礼等方式，企图借此强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周武王还在寻访夏朝后裔方面付出了努力，最终找到了东楼公，并帮助其在河南杞县附近重建了杞国。值得注意的是，东楼公被授予的是公爵，这是除了王室外的最高爵位，显示出周武王对夏朝后裔的重视。虽然杞国的国土历经战乱迁移，但它的历史一直持续了1500多年的时间，堪称长寿国家。

正因如此，杞人忧天的典故，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随着周围的战乱频繁，杞国的国民自然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当最终杞国被楚国吞并时，杞人忧天的预言虽未成真，但杞国的历史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