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水患是古代政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粗略统计，过去两千年间，仅黄河决口的次数就超过了1500次，而较大的改道事件也有26次之多。洪水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量百姓被迫离开家园，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局势的洗牌。因此，水患治理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古代王朝政权基础的稳定与否。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治水的英雄人物，比如上古时代的共工、鲧，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西门豹，宋元时期的王安石、郭守敬等人。然而，如果要论及功绩，大禹治水的成功，所赢得的威望恐怕无人能比拟。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叔夷钟上刻有铭文：“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处禹之堵”，而在西垂的秦国，秦公簋上也同样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迹”。从黄河上游的甘肃，长江上游的四川，到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都留存着与大禹有关的遗迹，这些遗迹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古代洪水给人民带来的深刻记忆，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大禹治水事迹的普遍认同。

通过成功治水，大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积累了空前的威望，最终打破了原本由血缘和氏族轮流执政的格局，创立了家天下的夏朝。夏朝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突破地理单元的广域王权政体。大禹的成就，使得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凭借治水之功登上帝位的人。

要理解大禹如何走上帝位，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天下的局势。史记中记载，帝尧时期，洪水滔天，淹没了怀山襄陵等大片地区，百姓生活困苦。气象学研究表明，公元前2300年左右，地球遭遇了“全新世事件3”，全球气温骤然下降。东亚地区，夏季风的锋面南移，导致黄河中游地区的降水量急剧增加，这种气候异常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

考古学家的发现也支持这一点。山西的陶寺遗址，经过专家李学勤的科学鉴定，确认是尧帝的居住地，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300年到前1900年间。此外，洛阳盆地的王湾、新砦，豫北的孟州，晋南的周家庄等地，也都发现了洪水沉积物，这进一步证实了尧舜时期大洪水的历史真实性。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先民常将未留名的文化记忆归于某个英雄人物。陶寺文化的延续长达三四百年，因此史书中的尧、舜，并非单指某一位帝王，而是指当时统治陶唐氏和有虞氏部落的每一位君主。几百年的洪水，打破了各部落间长期对立的局面，促使各部落在共同的威胁面前开始联合治水。

《尚书》记载了一段关于尧帝命令治水的对话：“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于，鲧哉！’……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四岳是部落联盟中的几位重要首领，经过商议，大家一致推举了鲧来负责治水。然而，鲧的治水之事最终以失败告终，舜帝继位后愤怒不已，命令将鲧杀死，并让大禹接手继续治水。

为什么洪水是一项全族群共同面临的天灾，却仅由有崇氏部落来承担治水的责任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在《吕氏春秋》和《世本》中找到了线索，书中提到“夏鲧作城”和“鲧作城郭”，这里的“城”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城墙，而是指堤防。历史学家徐旭生解释，堤防和城墙原本是一回事，只是其功能不同。鲧在修筑堤防的过程中，显然注重了洛阳盆地的利益，而忽略了上游地区的防洪需求。这样，洪水泛滥至上游，导致局势的恶化，也成为了鲧被杀的直接原因。

虽然历史学者对鲧之死的具体原因存在不同解读，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鲧的治水措施未能兼顾全局，反而损害了其他部落的利益。古籍《国语》也提到，鲧因只为自己部族修筑堤坝，最终带来了灾难。相反，大禹采取了疏堵结合的治水方法，不仅修筑堤坝，还在黄河中上游进行疏通，保证了不同地区的安全。

这些治水措施的成功，不仅赢得了上游部落的支持，还保全了下游部族，使得大禹的威望日益上升。据统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急剧下降，许多村落因洪水消失。而在这一过程中，河南洛阳盆地的聚落却逐渐崛起，成为了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一变化也为大禹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大禹的治理下，农业逐渐恢复并开始繁荣，洛阳盆地的地力得到了有效开发，大量人口从其他区域迁入，最终促成了大禹的崛起。史书记载，舜帝死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最终继位成为天子，建立了夏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广域王权为特征的政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