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中国局势逐渐演变成了清朝与太平天国隔江对峙的格局。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虽然两方势力不断激烈冲突，但却有一股旁观者的力量在等待时机，这就是各国列强。这些国家在远远观望之时，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而其最终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局势的走向。

从更广阔的国际角度来看，列强的支持无论倾向于天京政权还是清朝，都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这场对抗的早期阶段，列强的态度并未立即明晰，他们与天京政权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沟通。如果洪秀全能够巧妙地把握住这一时机，或许历史的轨迹会有不同的走向。

这时的列强主要是指英国、法国和美国，至于德国与俄国，则因为国内的战争使他们无法顾及中国。尤其是英国，在这些国家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成为列强中的领头羊，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贸易特权。在英国看来，只要能够顺利地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丰厚的利润，他们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英国当时的核心关注点是经济利益，而非国家的政治体制或思想理念。

然而，咸丰三年，太平天军自长江上游浩浩荡荡而来，最终在不久后定都天京。江苏巡抚衙门数度请求英国派兵援助，但此时的英国并未做出响应。原因在于，英国的军事重心此时已转向克里米亚战场，与俄国展开战争，这使得他们无法分心来处理中国事务。

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外交上颇具经验。此时，他们清楚意识到，太平天国一旦掌控长江以南地区，清王朝的统治将遭遇严重挑战，皇帝能否保住自己的江山也是未知数。倘若英国此时派兵支持清廷，若最终太平天国成功推翻清朝，他们必定会与英国断交，不仅无法获得利益，甚至可能失去之前的种种特权。因此，英国人认为，援助清朝的风险过大，得不偿失。

尽管英国与清朝并未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冲突，然而如果能在宗教等方面找到一些共同点，那无疑是最理想的局面。洪秀全正巧打着“上帝”之名，号召拯救百姓，这与基督教信仰有所关联，这也让英国人心生一丝好感。作为天主教的新教国家，若中国能够诞生一个与其信仰相符的国家，英国自然乐见其成。

然而，英国人并未料到，洪秀全的“上帝教”仅仅是他对抗清朝的一种伪装，他对基督教的理解非常有限，甚至是片面的。若通过接触，很容易就能看出他对这一信仰知之甚少，甚至完全是“半吊子”。为了确认自己的怀疑，英国派出了文翰前往天京探访，希望能获得更多信息。

文翰到达天京后，惊讶地发现，洪秀全居然将英国视为藩属国，要天国成为正宗，要求英国每年进贡。这与历史上马戛尔尼访华时的情况如出一辙，洪秀全的态度完全与乾隆帝相似。此外，文翰与一些天京高层的接触也让他大为失望，许多太平天国的官员对基督教的理解完全混乱，有人竟然问他圣母玛利亚是否有一个小妹，能否许配给天王。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文翰不禁感到愤慨，深深地意识到洪秀全的宗教信仰是对正统天主教的亵渎，完全不值得支持。

不久后，法国也派出了公使布尔布隆来访天京。虽然布尔布隆的巡洋舰到达天京时遭遇了炮火警告，但他最终还是顺利与洪秀全会面。在这次会谈中，双方显然并未达成共识，洪秀全明确表示，法国与英国一样，都是天王的藩属国，只要每年进贡，法国就不必担心遭遇麻烦。布尔布隆在天京逗留几日，走访了市街，进一步了解了太平天国的局势。在与文翰交流后，他得出了与文翰相似的结论——太平天国政权远比清朝更加落后，不值得支持。

美国这个新兴国家，其宗教意识相对较弱，更注重实质性的利益。继布尔布隆之后，美国派出了公使马利沙前来访问天京，结果同样对洪秀全的政权印象不佳。马利沙将自己考察后的情况写信报告给华盛顿，指出美国若想在中国保持利益，最好的方法是确保中国的稳定，不能让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否则中国将成为欧洲列强的战利品，美国的利益也将受到威胁。因此，美国暂时决定不参与此事，选择先观察事态发展。

经过这些列强的接触后，太平天国未能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而每次与列强的接触，都变成了洪秀全对外宣称的“上谕”，让这些列强代表无可奈何。渐渐地，列强开始看透洪秀全的为人，认为他根本不足为信。即便太平天国最终推翻了清朝，他们也不可能承认与清政府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因此，从太平天国中期开始，列强逐渐选择支持清廷。

然而，尽管洪秀全被列强看作不值得支持的对象，但他们也意识到，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已经有效地分散了清朝的兵力，造成了北方的空虚。利用这一机会，英国与法国迅速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

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成功，正是因为它缺乏由上层精英领导的强大力量。若洪秀全与其高层能够在清廷与列强的矛盾中巧妙求生，或许推翻清朝并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