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P，有不少流行的观点。例如，宋朝的GDP曾被认为占据了全球经济总量的90%左右，而清朝的GDP甚至达到了世界总量的三成，远超英国等其他国家。这些观点虽然引人注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那些GDP高得惊人的大宋和大清，在历史中屡屡遭遇外敌侵犯。尤其是世界GDP冠军的宋朝，竟然在越南的攻击下屠城，这一事件令人疑惑。

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GDP，尤其是人均GDP，从来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在海湾战争时期，科威特的人均GDP是伊拉克的十倍以上，然而伊拉克最终还是吞并了科威特。这一现实表明，GDP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始终只是参考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力量往往以农业和工业生产总值为依据来衡量，而服务业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今天的地位。历史上的强国，也不会通过类似GDP这样的模糊数字来衡量国力，而是依赖具体的战争资源来决定胜负。谁能够拥有更多的战争资源，并能够在不同时代合理调配这些资源，谁就能在战争中获胜。

回溯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和铜器制造，以及马匹、战船、皮革等资源，都是最为关键的战争资源。当时，华夏地区特别注重青铜器的铸造，商朝制造了重达832.34公斤的后母戊鼎，西周也铸造了名声赫赫的九鼎，而曾侯乙的编钟更是用了2500公斤的青铜。这些巨型青铜器，不仅是文化的象征，也具有非常强的战略意义。比如，越王勾践剑的重量不过875克，青铜武器的铸造则能为一个国家提供成千上万的武器和铠甲，极大增强军事力量。因此，周朝非常重视青铜器的铸造与储备，限制诸侯国的青铜资源，既是为了保持礼法的规范，也为了防止某些国家积累过多的青铜器，从而增强自身的战争潜力。

然而，这种策略在东周时期遇到了挑战。楚国占据了铜绿山，这是一个蕴藏丰富铜矿的地方，矿区的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遗留的矿渣达到了40多万吨，推测该地区曾生产了8至12万吨的铜。楚国不仅控制了春秋时期六成的铜器生产，几乎每一位楚国成年男子的墓葬中都能发现青铜剑，楚国因此实现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迅速扩展势力，最终在春秋时期消灭了73个诸侯国（大多是华夏族群以外的国家）。与此同时，郑国的铜矿也非常庞大，产量高，甚至与周天子的力量形成了对抗。

马匹是青铜器和战车的关键配套资源，春秋时期，战车成了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表现之一。晋国就曾有超过4000辆战车参与重要战役，齐国的统治者更是在葬礼中使用了大量的战马。这一时期，拥有更多青铜武器和战车的国家，往往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

除此之外，青铜时代的战船也是一种关键的战争资源。中国水网纵横的吴越两国通过掌握大量战船，称霸一方。而地中海地区的迦太基人、希腊人、罗马人，也通过拥有数千艘战船，成功主宰了整个地中海。

进入铁器时代后，铁器和战马成为了战争资源中最为重要的物资。赫梯人最早掌握了铁器制造技术，并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垄断了铁器生产，铁器的价格一度高于黄金。西汉时期，生铁的生产达到了3571万斤，铁甲的生产能力也是相当强大，许多汉朝的武器库能够储存数万套铁甲，这些装备主要用于精英战士和贵族部队。西汉还储存了大量战马，甚至一度拥有百万匹战马，成为当时的战略优势之一。

此后，各个王朝在战争中都非常注重马匹和铁器的战略储备。北魏的战马一度超过200万匹，而唐朝则掌控了200万斤钢铁，战马数量也达到70万匹，强大的军力使得这些王朝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宋朝却在这些方面显得有些薄弱。虽然宋朝的铁产量相对可观，但其战马储备一直不够，最多时只有十几万匹，靖康之变前，宋朝的战马甚至只有23500匹。

宋朝在武器生产和军事准备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外敌辽、金、元虽然文化水平较低，GDP不高，但它们的战马储备却是以百万匹计。凭借百万战马以及动员起数十万大军，这些国家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火药、火器的数量、质量以及木材等资源，开始左右战争的结果。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兵器工业、重工业等领域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GDP在今天的战争中依然有一定意义，但并非所有的GDP都能直接转化为军事力量。例如，东欧某些国家的GDP可能远低于一些大国，但其在战争中的实力却往往大不相同。

因此，尽管GDP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真正的战争资源和战略布局才是胜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