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推寅带领拓跋鲜卑的先民从密林中走出，积极与以匈奴人为代表的各族群通婚，学习各族群先进的生产方式。献帝拓跋邻允许拓跋氏在十部落内通婚，这表现出拓跋鲜卑人及其祖先对待各族的开放性特点。正是这种开放性，让拓跋鲜卑逐步形成并壮大，到力微时期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

之后，拓跋鲜卑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对待与匈奴关系上的方式，与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采取的对待汉族的处理方式上具有明显的一脉相承的特点。这就是北魏一系列汉化措施乃至孝文帝迁都的内在合理性。

一、拓跋鲜卑汉化进程概述

力微时代，到达匈奴故地的拓跋鲜卑采取“与魏和亲”的态度，并于力微四十二年派遣其子沙漠汗出使并以质子的身份留在曹魏都城洛阳。这是拓跋鲜卑人正式与中原王朝建交的开始，也是拓跋鲜卑人与中原文明直接接触的开始。

力微表现出的，是对汉文化积极的心态。沙漠汗两次出使洛阳，在洛阳前后共计八年，深受汉文化影响。当时拓跋鲜卑尚处在部落联盟阶段，诸部大人担心深受中原文明影响的沙漠汗继统后“变易旧俗”，自己“不得志”，

于是献谗言害死了沙漠汗，体现出诸部大人对权力分配产生的隐隐不安的心态。

禄官时代，鲜卑分为三部，分由昭皇帝禄官、桓帝骑钽、穆皇帝猗卢统领。这一时代，禄官“夹道立碣，与晋分界”，表明了早期拓跋鲜卑的领土主权意识的产生；也表示禄官将自身己经与西晋政权放在同等独立的地位，而不像力微时代需要作出臣服的姿态并遣送质子。

这一时代，另一重要变化是拓跋鲜卑开始吸纳汉人。力微死后，汉人卫操携十余人投靠拓跋鲜卑，这是鲜卑上层有汉人加入的最早记载。禄官时代，卫操劝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

这是汉族民众开始加入拓跋鲜卑并担任重要官职的开始。卫操的加入给拓跋鲜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因而被委以重任；这也为穆帝猗卢统摄三部后的明刑峻法打下了基础。

到拓跋代最后一任首领什翼犍时代，“始置百官，分掌职众”，为其孙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并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道武帝在代国政权灭亡时，年方五岁。其后，随母南迁，在蜀地和长安生活了十年的时间；直到前秦灭亡后，才回到北方。随后，在母亲贺氏庇护下，被以舅氏贺兰部为主的诸部落拥立，即代王位。道武帝生长在汉地，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所以，他即位后采取了诸如离散部落、建立尚书制度、罢西郊祭天仪式、行汉礼制等一系列措施。

但是，道武帝行尚书制度和罢西郊祭天仪式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天赐二年，其汉化措施经历了全面的倒退。离散部落政策的重要表现是分土定居，这也是拓跋部众己经开始定居生活以及大量汉民涌入后的必然结果。此种变化，即是前述拓跋鲜卑达到了建立国家的条件的原因之一。

此后，北魏历明元帝、太武帝时代，尚书制度得以恢复。随着北魏政权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统治汉人的数量迅速增长；因统治需要，尚书制度并没有被再度废除。太武帝积极任用崔浩等汉人，并实行与汉族通婚的政策，这招致了鲜卑旧贵族的不满，因而制造了以打击汉族士人为目的的崔浩之狱，基本将汉人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之后，便是正平事变的发生。最终，鲜卑贵族势力与太武帝两败俱伤。这种排斥汉人的状况历文成帝、献文帝两朝，并无大的变动，因而招致了汉族剧烈的反抗。

到孝文帝时代，削弱旧贵族的权力，进一步汉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服饰改革、重定庙号、官制改革等措施。最终在西郊祭天仪式的改革上触动了旧贵族本己脆弱的权力神经，导致他们的集体反对。

故而是否离开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成为决定孝文帝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从北魏的发展历程看，自道武帝施行离散部落的政策以来，历经几代人的时间，类似于道武帝死后“朝野凶凶，人怀异志”“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的局面再没有出现。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时间的累积，各部民之间的联系逐渐削弱，原始的部落分权意识也在不断加强的皇权中日渐虚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保证皇权顺利交替的机制逐步完善起来。从整个北魏前期的历史看，汉化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

首先，在与汉族的通婚关系上，以太武帝439年统一北方前后为界，鲜卑人对于与汉族的通婚关系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从表三可以看出，北魏前期拓跋氏通婚关系中，与其他民族的婚姻关系及鲜卑部内通婚的比率都要高于与汉族的通婚。而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汉族成为鲜卑人通婚的主要对象，通婚数量要高于鲜卑内部通婚总量及与其他民族通婚总量之和。

仅就北魏皇帝来说，从太武帝到孝文帝四朝皇帝中，太武帝之母杜氏、献文帝之母李氏、孝文帝之母李氏均为汉人。

此外，北魏政权在官制和礼仪中呈现出汉化不断加深的趋势。这突出表现在前述的尚书制度、官制改革、太庙制度上。北魏汉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拓跋鲜卑早期“匈奴化”倾向的影子。其联姻关系，习俗的借鉴方式，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当然，汉化是比当初的“匈奴化”倾向更为先进和明显的，但正是有了拓跋鲜卑早期和匈奴交流的基础，拓跋鲜卑在处理汉化问题上更显得开放和得心应手。这种对于汉化态度的开放性，构成了北魏历代君主克服重重阻力逐渐汉化的动力。

二、孝文帝迁都在鲜卑早期的历史依据

拓跋鲜卑前期历史上即有迁徙的习惯，并且自力微都盛乐之后，《魏书·序纪》便有大量记载迁都的文字。早在力微之前，拓跋鲜卑已有过两次大规模迁徙的例子，这两次大迁徙的经历以及拓跋鲜卑逐渐形成的游牧习俗，构成了北魏一朝迁都的早期历史依据。

拓跋鲜卑先祖最早的迁徙记载，是在宣帝推寅时从大兴安岭北麓的原始森林迁徙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附近。

第二次，是圣武皇帝诘汾因呼伦湖附近“未足建都邑”而南迁至匈奴故地。此后，神元皇帝力微三十九年，迁定襄阳盛乐，以此作为统治中心。但此时的盛乐尚不能称之为都城。到穆皇帝猗卢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又在平城西山南百里修筑新平城。

穆皇帝猗卢统治时期是拓跋代国建立的时代，因而这也是盛乐正式成为都城的开始。到惠皇帝贺溽四年，因为诸部“人情未悉款顺”，迁都东木根山。烈皇帝翳怀时，将故盛乐城向东南迁十里筑城。到昭成皇帝什翼犍三年，移都云中盛乐宫，又把盛乐故城南迁八里。北魏建国前的都城变更情况，其中盛乐宫和东木根山均处塞外，属于草原游牧地带，相对东木根山来说，盛乐已向南扩展到长城脚下。

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平城的营建在鲜卑早期历史上的猗卢时期就已经开始。拓跋鲜卑的迁都呈现出逐渐南迁的趋势。到明元帝神瑞二年，一度也有过迁都邺城的打算。平城和邺城己属于长城内侧的农耕区域。

从东木根山到盛乐，再到平城，与经济发展需要有关，也构成了孝文帝后来迁都的历史依据。

孝文帝在讨论迁都前曾下诏群臣称：“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

由此可见，孝文帝正是以祖先平文皇帝和道武帝的迁都行为，作为自己迁都的依据。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迁都的声音中，没有以不符合祖先规矩作为反对理由，而只能以气候等因素作为反对迁都的借口。总体说来，鲜卑早期形成的游牧状态以及不断迁都的习性和观念在北魏建立后仍在产生着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成为孝文帝迁都的重要历史依据。

三、孝文帝迁都后的短期政治影响

学界提及孝文帝迁都的意义时，普遍认同的说法是通过迁都，促进了鲜卑族进一步汉化，促进了民族融合，维护了北魏的统治等。笔者以为，迁都作为孝文帝改革与汉化的继承和发展，除却产生上述长远影响外，其短期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包括更选羽林虎贲、行政区划变更、征战将领的更换等在内的直接影响，让孝文帝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势力的束缚，大大加强了作为封建君主的独断权力。

这些可以预见的直接政治影响，成为孝文帝甘愿冒险迁都的直接动力。

孝文帝迁都后，因为旧势力的存在，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比如准许“难于移徙”的旧贵族“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在服饰改革中对“不达新式”的元丕采取容忍的态度、在语言改革中准许三十岁以上的鲜卑人仍然说鲜卑语等。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妥协都是暂时的。首先，冬荑来回迁都并非长久之计，迁都次年，即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谓称：“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以洛陶为籍后，这种情况自然会慢慢减少，加之有些官员因公务在身，来回迁徙很难实现，孝文帝大力推崇的服饰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趋完成。三十岁以上前官员因为乡音难改，才准许说鲜卑语，而等到这代人逐渐老去，朝堂之上，鲜卑语也就逐渐被汉语所取代。

可以说，孝文帝的让步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的妥协只不过是汉化暂时的缓冲罢了。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随即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更选羽林、虎贲。太和十九年八月：“召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责，以充宿卫。”在北魏以平城为都时，由畿内鲜卑部落兵组成的禁军总数不超过十五万人，而此次从天下招募禁军就达十五万之多，遂进一步削弱了旧贵族在禁军中的影响力，可以说，这次大规模招募羽林、虎贲是孝文帝对禁军构成成分的一次大清洗。

太和二十年，孝文帝又下召：“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则是对代迁户的安置和优待。马长寿认为，此次“代迁之士”当是指代迁的贵族子弟。故其总数不会太多。因此，孝文帝通过招募的方式，将禁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迁都之后，迁洛的拓跋宗族及诸贵族的宗族成员所编制的行政组织，己经彻底变为乡里。这从迁都后的墓志中也能看出。

总结

在迁都洛阳后，分部制消失，至少在形式上，原部落民己经与三长制的统治方式统一起来了。而新增的中央禁军，则成为监视和镇压他们的有效武器，北魏迁都后发生的叛乱活动，都集中在北方代地。可见，支撑他们的力量基础就是在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地。而离开代地，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就会明显削弱。

这是孝文帝能预想到的结果，也是旧贵族强烈反对迁都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征战将领的选择上也做出了改变。以南伐为例，汉人李崇、邢峦等人成为经常带兵的将领，而以鲜卑人为代表的旧贵族则降至次要地位。正如何德章所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鲜卑贵族失去了统领军队的能力，实际上是孝文帝削夺旧贵族军事权力的一个重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