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时任贵州道试监察御史的桑芸写了封奏折，洋洋洒洒，谈论朝臣间因为言语不通，以致在工作相互猜疑推诿，“满汉言语不通，致有猜疑推诿”。桑芸上此奏折，是据他平时的观察，为了防患于未然。

当时多尔衮为摄政王，主管朝政，在看到桑芸的奏折后，感到一头雾水，因为奏折里没有一件实事，只是大谈特谈“可能”存在的事情，这让多尔衮这个真刀真枪战场上打出来的汉子摸不着头脑，只好让桑芸“指名奏来”。

话说这桑芸是崇祯十二年的进士，家境贫穷却勤而好学，最终金榜题名，并出任了行人司的行人，到清兵入关后，桑芸就投靠了清朝，并出任监察御史一职。桑芸虽然在明朝当官时间不长，却沾染了明朝言官们“风闻言事”“言无不尽”的张扬个性。

他提出此建议，只是因为看到了满汉语言不通可能会对工作带来的困扰，希望多尔衮能及早做预防，至于实际事例是没有的。因此对多尔衮的提问，桑芸也不知所措，只好说：原无实迹，或恐有此事”。

对桑芸的回答多尔衮极不满意，并对身边的大学士抱怨：“夫言官为朝廷耳目，必所言实实可行，然后于聪明有益。今浮泛无据，入耳经心，徒费精神。人之精神有限，若劳顿于无间（关）切事，至于军国重务，反致照管不清。”

多尔衮此言一语道出了明朝言官风闻言事的一个重要弊端，那就是言官们言者无罪，上疏仅凭一己之私，至于是否有实指需要皇帝调查以后才能得出结论，言官们经常上这种建议和弹劾的奏折，势必给皇帝工作带来沉重的负责。在明朝时，言官更成为了党争的利器，为了打倒对手，言官们更是利用“言者无罪”的规则，各种捕风捉影，给对手身上泼脏水，把朝廷闹了个鸡飞狗跳，至于实际的政事反倒没人关注了。难怪多尔衮会吐槽说明朝皆因言官而亡。

多尔衮言官误事这一观点后来也被康熙皇帝继承了下来，康熙五十八年，康熙下诏：“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为所。戒科道官无事揣摩迎合，公而忘私。”康熙皇帝希望手下的监察御史们不要把心思放在揣摩捕风捉影的事上，也不要因私忘公，把风闻言事的权利当成党争的武器。

因此在顺治朝，多尔衮对言官们的奏疏作了严格限定，一是要求奏疏要简练，有的放矢，二是弹劾官员时必须要实指，不能云里雾里，弹劾者与被弹劾者还要对簿公堂，这其实是禁止了言官“风闻言事”的权利，

但是广开言路，设言官又是有积极意义，“人臣防微杜渐，功令三令五申，皆所以预止流弊，消弭然。若待事有成形，挽回或恐无及。先机入告，言官之职当然也”，言路不能一概废除，但同时又要防范风闻言事的弊端，经过一系列的磨合以后，最后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终于重开“风闻言事”。

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倘怀私怨，互相朋比，受嘱托者，国法自在。

康熙重开“风闻言事”，是因为他觉得皇帝深居大内，只能从大臣的奏折中了解国家百姓，很容易爱蒙蔽，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渠道去获取信息。

不过康熙还是对“风闻言事”抱有警惕，一是限定了风闻言事时可弹劾官员的品级，避免言官为朝廷重臣所用，沦为斗争的武器。二是对言事的范围做了限制，要求“官吏贤否，关系民生”，至于其他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不要上奏分散皇帝的精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