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期蒙古人以强大慓悍的武力，入主中原，并采用高压的奴化政策，将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将南方汉人列为最卑下的族群，同时在社会阶级上，也颠覆了以士人阶级为重心的传统，即如

，皆可清楚地了解，汉籍读书人被强烈贬抑，不仅科举无路，精神上亦遭践踏。读书人的处境，由宋代的重儒，急转而为元代的轻儒，社会的尊严地位尽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进路亦阻绝，其茫然、苦闷、绝望的情绪是可以想见的，面对铁蹄下的不公不义，无论是贩夫走卒，或者士人阶级都必须找寻一个出口，来安顿已经饱受摧残的灵魂。

蒙古人

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与矛盾中，人们终究会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蒙元统治下的社会状态

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颇为特殊的时代。"元代"之得名，始于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当时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取《易经》"大哉干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其后八年（1279年），进而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王朝，结束了长期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蒙古族入主中原，元代社会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疆域辽阔，经济繁荣

蒙古族自古就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在蒙古立国和发展过程中，蒙古民族凭借着自己的勇猛谋略，先后灭金灭宋，使统一中的中国版图空前辽阔，雄跨亚、欧两洲。

元朝扩张时期版图

事实上，元代是继汉唐以后，另一个大一统时代，而实际统治的地区，则较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

国家的统一，为日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蒙古族虽然一直是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后，也曾一度有人提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对中原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

但一些有高识远见的蒙古贵族，还是意识到农业和商业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刊行《农桑辑要》颁发各地，并且每逢工程开工，必"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自上而下，大造声势，使元代的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农桑辑要》

在商业方面，元代政府也是大力扶持，"以功利诱天下"，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政策不同。而正因为统治者崇尚功利，使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

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于业界，“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 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 ”被认为是一种有能力的表现。当时的大都，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马可波罗描述大都的情况说：

言辞之中，充满了赞叹与羡慕。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各城的经济都十分活跃。关汉卿〈杭州景〉套曲，所描绘的杭州，也是"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交通四通八达，中外交往十分活跃。

东海沿海的上海、温州、泉州、广州等地，被辟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而这些商业港都，皆大量刺激了元代经济的发展。

元朝时的贸易口岸

（二）民族压迫，政治歧视

元代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终元一代无法摆脱的困扰，而民族压迫尤显严重。这集中体现在"四等人制"上，元代统治者将全国居民按民族、地域，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等级，政治上的待遇各不相同，由高而低，泾渭分明。

蒙古明确规定：汉人不得担任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这种规定一直到元代中业以后，才略有改观。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给代表为仕的汉人、南人，造成了极重的心理负担。如有"元诗四大家"之称的虞集（1272-1348年，字怕甥，号道园，又号劭庵，人称劭庵先生），虽在朝中做官，却因其"南人"的身份，处处受制，饱受倾轧之苦。

虞集画像

许多法令也带有明显的歧视汉人倾向，汉人、南人在蒙古统治下，在几乎失去尊严的情况下，艰难而疲惫的谋求生存。

赋税制度之制定，亦是民族压迫的另一种表现。简言之，该制度就是北方统治者在经济上，对南方地区的残酷掠夺，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并在日常赋税外，复有所谓"科差"，巧取豪夺。蒙古贵族几乎成为不劳而获的硕鼠，肆意侵吞南人的财物。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

然而"南人"的生活，却因富裕而贫困，以致造成"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的畸形局面。推翻元代的势力，最初形成于南方，就与这种因政治歧视和经济掠夺，而造成的仇恨心理有关。

（三）儒学丧尊，文士失势

蒙古民族由于一直生活在零散的部落之中，其思想与汉人许多不同之处。入元之后，虽然历经一段很长的汉化过程，但元代的思想界仍与宋代有很多相异之处。

譬如儒学，一向是作为官方哲学，推衍到国家的意识型态中，但儒学内涵中的自律与内敛，却和蒙古民族特有的豪放与张扬的性格，有着一种天然的隔阂，这就决定了元代统治者，必然对作为统治哲学的儒学，持有相当的保留态度。

学习儒家文化

一方面从国家的型态上，有所选择并保留一部分儒学思想，以便稳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又用自己文化中的异质色彩，冲淡传统儒学的影响。终元一代，儒学其实已呈式微之势，儒生的地位也随之而降。郑思肖《大义略序》卷一载，他将元代十种等级的职业分类，"儒"排第九，仅居"乞丐"之上。儒生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窘境，汪元量作于元代的〈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

虽是自嘲语，却也隐含辛酸。同时，使儒学本身处于一个持续不断的动荡的状态以及衍变的过程中。回溯春秋战国之时，儒学曾经历了首次钜大的裂变，由其自身隐含的矛盾，因而一分为八。

这种裂变，使儒学中的异端因素得以张扬，同时也使儒学的内涵，变得更复杂多端。元代思想界的情况，固然不同于春秋战国之时，但也是处于一种躁动与兴奋之状态。如浙东儒学的代表人物王祎，就认为自宋代以来，江西的"简易之学"、永嘉的"经济之学"和永康的"事功之学"，同属"圣贤之学"之列，即表明了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

而这种扩充后的儒学内涵，实际上与传统本位意义上的儒学，已有一些明显不同，甚至有不乏分歧之处。有些儒者，如元初的郑牧、元末的杨维祯等人，更是以儒学异端的面目，出现在思想界。由于儒学的这种动荡局面，意味着传统儒学的部分落失，而这种情况，又必然会对整个意识型态，造成极大的影响。

杨维祯画像

在宋代受到尊重的文士，入元后也处于同儒学一样尴尬地位。在宋代确立文士价值的重要途径——科举考试，在元代却废立无常。元科举定制于仁宗皇庆二年，即延祐元年（1314年）乙卯始开科，距宋代已近四十年。

科场三年一开，至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科举即罢，前后共二十年。再于至元五年（1339年）诏复科举，总数不过二十次。即使实行科举，对四等国民也区别对待，分榜考试，然有真才实学者，多不屑应举。汉族文士处处受制，倍感功名的失落和前途的渺茫。许多文士长期沈沦于社会底层，于是文士与平民的接触，于是形成一种必然的趋势。

古代科举

另外，有不少文士正是以"书会才人"的身分，走上了戏剧创作和演出的道路，他们一方面了解普遍民众的人生观念和审美情趣，一方面又以独立和自由的身份，反映出自身的思想与情感，把元代文学从宋代文学沈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中跳脱出来，代之以一种亲切、自然、随和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元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发展形成，日益蓬勃起来。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发达史》

《元史》

《逊志斋集》

《全元文》

《始丰稿》

《马可波罗行纪》

《全元散曲》

《东皋先生诗集》

《中国历史纲要》

《二十二史札记》

《元诗史》

《元朝简史》

《叠山集》

《四部丛刊续编》

《大义略序》

《铁函心史》

《王忠文公集》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