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建国以来，常年积弱，除了周边民族崛起强大以外，更多的还是统治集团内部原因，与金朝交战正激烈的时候，连发数道金牌召集名将岳飞回朝，为的就是同金朝进行谈判，岳飞被急召回来以后，没有经过正常的审判环节就被依“军法”进行处置。

岳飞无可奈何，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死后举国悲痛，百姓自发为其送行，消息传到金国以后，整个金国欢呼雀跃，认为自己最大的威胁被消除了，灭掉宋朝指日可待，统治者自掘坟墓的行为令人不齿。

对于岳飞身上的惨剧，很多人都表示痛心，秦桧等人被视作直接凶手，然而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仅仅凭借片面说法就企图推翻古人早就定下的论断，更不能颠倒黑白，许多历史爱好者热衷于从“野史”当中寻找蛛丝马迹，彰显个性的替罪人翻案，即便是古今第一大奸臣的秦桧，也被冠上了“宠臣”名号，实在是荒谬。

秦桧生于黄冈，后来迁徙到江宁生活，秦桧的父亲曾做过县令，因此家境还算不错，受父亲影响，秦桧自幼好好读书，还做过几年的私塾先生，不过教书的日子虽然安稳，秦桧却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曾写诗：“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

怀揣着理想秦桧踏上了上京赶考之路，1115年，秦桧中了进士，后来担任太学学正，秦桧后来结识了妻子王氏，王氏家中有许多大官，不过都是投降了金朝的败类，北宋末年，秦桧还曾坚定地上奏朝廷，表示对金军不能表现出怯弱，秦晖认为，宋军应该加强戒备，后来北宋朝廷一再示弱，召开会议讨论对金政策，秦桧等人坚决反对求和。

靖康元年，国家败亡，徽钦二宗被俘虏北上，秦桧也在其中，同年赵构在应天即位，是为宋高宗，此时的秦桧逐渐被利益胁迫，见风使舵，知道赵构登上皇位，秦桧在得到二宗的指示以后，起草了一份书信，表示愿意世代向金朝称臣，秦桧的“突出贡献”让他得到了部分利益，金国贵族非常赏识秦桧，赐给他许多钱财。

后来秦桧返回国内，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分治策略，并且起草议和书，高宗认为秦桧忠心可嘉，升任其为礼部尚书，身边的随从也因此飞黄腾达，绍兴元年秦桧升任参知政事，一路阿谀奉承高宗，做到宰相的高位。

1137年，徽宗及皇后去世的消息传到国内，宋高宗为其举行厚葬，当日任命秦桧为枢密使，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岳飞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宋高宗关注，将全国大部分兵权交给他指挥，与之一同领兵的还有张浚、韩世忠等人。

秦桧知道张浚志大才疏，没有什么能力，于是两人联合在一起共同说服高宗，不能让岳飞掌管过多兵马，以免功高盖主带来祸患，宋高宗听完以后，即刻收回成命，岳飞北上的计划就此搁浅。

1141年，金兀术率兵南下，宋朝将领连战连胜，接连收复庐州、商州等地，秦桧为了自己利益，上奏高宗把前线打仗的将领统统召回，同年10月份，秦桧指派万俟卨弹劾岳飞，随后岳飞父子被押送至大理寺等候判决，11月宋金双方签订议和协议，因为岳飞在立嗣和议和等问题上与秦桧存在冲突，这才诬告岳飞谩骂先皇、意图谋反，以大不敬的罪名把岳飞赐死。

这是正史上的记载，不过有些历史爱好者总会拿淮西事件争辩，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帮助秦桧翻案的直接证据，近代以来，吕思勉、胡适也曾为秦桧翻案，在抨击岳飞的过程中掺杂了许多个人感情和时政因素。

吕思勉在大作《本国史》中对秦桧持认可态度，不过并没有改变百姓们的看法，只是一些所谓的“高层人士”进行了错误解读，认为岳飞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如果宋朝要统一必须要终结岳飞这样的割据势力，作为岳飞的对立面，秦桧自然得到了肯定。

如果是寻常人这样说也就罢了，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这样说就有些不可饶恕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古往今来，但凡国家遭遇挫折，总会蹦出来一群自我感觉良好的“社会名流”，借助古人的幌子，标新立异的想要推翻早已确定的言论。

岳飞是民族英雄，推翻他就代表与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仁义道德作对，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超越了时代局限，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不可磨灭的文化因子。

不只是岳飞，金国的主战派同样也受到了深陷牢狱之灾，与“莫须有”罪名如出一辙，凡是阻碍议和的官员都被冠以“疑似谋反”的罪名，双方的主战将士不约而同的被关进大牢，显然不是一种巧合。

宋金双方交战多年，自然有各自的利益驱使，当双方的利益达成一致时，战争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战争是一种艺术，怎么打？打多久？完全得看双方统治者的想法，当赵构得到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局面，金兀术也得到了该有的权势，和谈在所难免。

不过这不能否认岳飞的功绩，岳飞非但没有罪过，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赵构的想法决定了岳飞的命运，但是他不想背上屠戮功臣的骂名，这才以贪污罪名论处岳飞，如果说为了利益而抨击岳飞，抬高秦桧，无疑十分愚蠢。还有专家说：疑点太多，怀疑秦桧就是背锅的，但实际上，秦桧之罪固不可免。

总之，秦桧就是罪魁祸首，秦桧奸臣的定位不可改变，注定要永生永世跪地忏悔。

参考资料：

【《淮西辩》、《说岳新传》、《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