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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今天（12月26日）进行了2024年最后一次新闻发布，聚焦二里头遗址、殷墟王陵区、山西昔阳钟村夏商墓地、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

古城村遗址发现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令人遐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2024年在二里头遗址的“工西一区”发现了该区围墙的东北角，首次完整揭露出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每个区域外侧都有围墙，显示出二里头遗址可能存在棋盘式的布局结构，每个网格可能有不同的等级或功能。这种有规划和近乎平行的主要街道走向的布局方式，在龙山时代的嵩山东南麓和海岱地区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并为商周的都城所沿袭。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7号基址航拍平面

在遗址宫殿区中部新发现17号建筑基址，位于以往发现的1号宫殿与5号建筑基址之间，南、北两组修建于夯土台基之上的排房式建筑值得关注，其中北侧排房式建筑结构较为清晰，面阔5间、进深1间，东西宽度超过40米，面积约310平方米，初步判断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

古城村遗址东北角航拍图

二里头村因与古城村因相距二里而得名。古城村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新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一道夯土墙令人遐想。这些壕沟和夯土墙整体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方，大致平行，且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专家推测它们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夯土墙和相关单位出土陶片的最晚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与都邑相同。

古城村遗址G1剖面

这些壕沟、夯土墙的更大分布范围，壕沟、夯土墙本体以及它们围合区域的内涵、时代和性质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古城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提供了新材料，对研究洛阳地区夏商时期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洹河北岸初现大邑商三横三纵的骨干网络道路

殷墟遗址武官东地发掘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研究员汇报了2024年殷墟遗址的阶段性考古成果。结合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洹河北岸地区初现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骨干道路网络结构。在武官东地考古确认纵向干道L3，路沟长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车辙痕迹，每组间距为1.2米，这是已发现的两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商城市干道。这条商代晚期干道，探方内宽18米，复原宽度21米左右。路面上铺细沙，路土中有很多小石子、以及殷墟三、四期的碎陶片，还出土了青铜马镳、石器等。

武官南地勘探发现洹河古河道北岸

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大型线性遗迹的空白，构建起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是研究大邑商都城规划布局的新突破。

发现洹河古河道 的南、北岸各一段。与今天的安阳河河道走向不同，对研究洹河与古代人居环境有重要意义。

西北冈商王陵区发掘现场

西北冈王陵区也有新的发现。王陵区东围沟内探出大片陪葬墓，明确两围沟之间的中北部为空白区；钻探确认王陵区西周早期聚落的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

在商王陵区西围沟东面发掘祭祀坑48座，祭祀坑分大、中、小三类，以大型为主，通过发掘确认可分为6排，多殉葬马，还发现有三人殉象的祭祀坑。此外还有人、牛、狗、猪、象、鸟等。明确新发掘大型祭祀坑的填埋特点，夯土和填土都有差别，可能是不同次祭祀的结果。

王陵区考古发掘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为研究王陵区分区、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商代社会性质等提供了新资料。

山西省昔阳县钟村墓地：填补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对钟村墓地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范文谦研究员介绍，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钟村社区，因“考古前置”发掘墓葬13座，时代从夏商至战国时期，其中5座夏商之际的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于2000平方米范围内，排列有序。

钟村墓地M10墓室

墓葬形制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为多重棺椁，有器物箱，是以男性墓主为核心的多人合葬墓，出土陶器、漆木器等50余件（套）。10号墓规模最大，长、宽均超过6米，墓室面积达46平方米。墓室为竖穴土坑，有熟土二层台，内用石块构筑大型石椁，长宽均达4米，石椁内置木椁，木椁内并列放置三个木棺，棺内各葬一人。中棺墓主为男性，身体涂朱砂，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葬绿松石嵌片牌饰，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陪葬的女性位于两侧，身体涂朱，无随葬品。北壁有壁龛，龛内殉葬有一名男性，无随葬箱。椁室内北侧置长方器物箱，出土有漆木器、陶斝、陶罐。个别有彩绘。

钟村墓地M10绿松石牌饰出土照

其他墓葬内还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随葬品，部分陶器表面装饰大三角纹、连珠纹等，表现出较明显的下七垣文化因素。

围绕墓葬年代、人群来源、亲缘关系、植物考古、文化交流等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多学科合作，初步认为钟村墓地是一个以父系为本的家族墓地，人群来源主要是本地居民；绿松石成分及矿源研究表明，钟村绿松石制品矿源与二里头绿松石矿料的来源相同，都来自东秦岭地区。近方形的墓圹、普遍设置熟土二层台、多重棺椁、多人合葬、器物箱放置随葬品，采用半剖的原木为葬具，墓主人头覆扇贝等葬俗，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点。

钟村墓地M10器物箱

钟村墓地是目前夏商之际黄土高原东部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葬俗具有浓郁本土特征，同时还受到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响，显示出多元汇聚的文化面貌，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进一步的考古在开展中。

三星堆遗址：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例

三星堆遗址是考古中国之“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项目，2022年以来持续开展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研究员介绍了在三星堆遗址北部月亮湾的玉石器作坊、人工土台以及建筑基址等新发现。

三星堆真武宫地点发掘现场

玉石器作坊位于月亮湾台地中部，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发现有成堆存放玉石器坯料、废料、成品、半成品，许多玉石器上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发现集中分布的玛瑙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积、石器坯料堆积、石器废料堆积、玉石器残片堆积、石斧成品坑等。这些与玉石器生产加工密切相关，代表着生产加工玉石器的不同环节。这是在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玉石器手工业作坊。玉石器作坊位于距离三星堆8个祭祀坑以北约一公里处，距离1927年首次被发现的三星堆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直线距离不到100米。

三星堆玉人头像

作坊内发现4000多件玉石器种类丰富，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玉有领璧、玉凿、玛瑙珠、绿松石珠、绿松石片、分解的石人像、石圭、石璧、石琮、石璜、 石斗笠状器、石蛇、石斧、石锛、石凿、砺石等20余种。玉石器原料包括板岩、砂岩、凝灰岩、闪石玉和蛇纹石玉等多种材质。生产、生活工具主要采用硬度较高的砂岩、凝灰岩和流纹岩等。礼仪用具则采用质地细腻的闪石玉和蛇纹石玉。本次考古新发现，有助于解答三星堆玉石器原料来源、制作工艺技术、生产流程和流通方式等问题，显示出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也为未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星堆石人头像

人工土台位于玉石器作坊以南，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堆筑方式为“斜坡堆筑”。人工土台可分为三级，表面发现1座复合式“木（竹）骨泥墙”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已清理部分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址基槽内填充陶板状器。考古勘探发现，遗址东部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存在大型水网、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

三星堆铜耳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16家单位同步推进三星堆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祭祀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同时对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进行研究，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例。通过对青铜器中残留泥芯的提取，经岩相观察、主量元素分析，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具等非容器器物铸造泥芯的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表明两类器物来源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

考古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有助于更好认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