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第一个属于劝谏性质的官位还是在春秋初年的齐桓公时期，比谏官起源还要早。在谏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不怕死”、敢于直言进谏的士大夫官员——诸葛亮、韦贯之、魏征等。到了封建时期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顶峰——宋朝，士大夫更是成为劝谏皇帝言行政策的主力军。所谓“伴君如伴虎”，宋代士大夫又是为何置之死地而后生般的劝谏皇帝，宋朝皇帝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下面，我们将就这种历史现象进行分析。

一、宋代制度文化对于士大夫冒死劝谏的保护

先秦儒学反对无底线地服务于皇权的辅政方式，这种思想即使在汉朝董仲舒“君为臣纲”等皇权独尊思想的渲染下，也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士大夫的思想系统中。宋代作为重文轻武、重视朝纲的典型封建国家，甚至创造出了一种类似现在“法制社会”的政治状况——官员敢于直言进谏，一般情况下皇帝不会追究其责任。宋代士大夫为何如此置之死地而后生，保护他们的制度又是如何体现和发挥其作用的？

1、宋代政治制度对于谏官的保护和宽松性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皇帝之后，身为武官出身的他却深刻意识到了文官和士大夫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他意识到礼法思想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发展的重要性，并将皇权也纳入礼法制度的管理范围之内。古代封建制度国家中的先人遗言和家法被古人放在和法律同等重要的地位中，赵匡胤作为开国君王，其遗言更是影响深远——“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被后代子孙奉为铁律，担当了保护上书进谏的士大夫官员们的第一重作用。

其次，宋朝政治制度中的许多法律条例都倾向于保护“上书言事”者的生命，在“修身治家平天下”成为了步入仕途的官员的终极目标和约束底线之后，宋朝政治条例也在为士大夫实现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而付出努力。“天子不得驳斥士大夫亦或惩治，”宋法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并未朝令夕改，反而始终贯彻执行。

2、宋代民间舆论和礼法对于士大夫劝谏行为的鼓励和支持

宋代民间的所有家教思想几乎都体现了“当好官，尽忠报国，这样才能光宗耀祖，名垂后世”的类似于官德教育的内容，。宋代家教中对于“尽忠直言”类似内容的记载也很丰富，主要有以民为本、清廉淡泊、立身唯正、慎于交友等四个方面，覆盖方面之广、礼法思想之严谨，可见一斑。宋代民间舆论对于皇权的监督作用几乎等同于历史记载对于皇帝的震慑力和影响力。

除此之外，宋朝还盛行一种社会监督的政治建设方式——“清议”，也就是社会舆论的行政监督方式，这作为宋代保护士大夫直言进谏权利的一种实施举措，也从反方向证明了宋朝政府建设的民主和自由，以及政治领导者对于官僚纪律的重视，更是论证了宋代礼法制度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基层性和实际可行性。

二、宋代士大夫恪守劝谏职责的原因

儒家学说自从汉朝便已经成为了一门政治理论学说来源，到了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发展程度都十分高的宋朝，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理论学说也在与时俱进。在程朱理学高举“存天理，灭人欲”、“守寡事小，失节事大”等近乎摧残人的正常欲望诉求时，对于政府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水涨船高，要求繁琐。宋代士大夫为国解忧的直接影响理论首当其冲肯定是儒家经典学说潜移默化中灌输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软性武器——道德，普通人尚且如此，勿论政治组织中的权力所有者所经受的思想桎梏。

1、宋代官德教育的成功对于官员的有益影响

宋朝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很清晰的认识到，官员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治乱盛衰,因此宋朝的历任统治者除了制定严密的法律对他们进行“硬性”监督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对他们进行为官之道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的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且从未断流过的文明古国，强大的道德体系和文化支撑便是中国文化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而行政机关的官员道德素质的高低，便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和政权稳定与否。宋朝作为“重文轻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异常高的一个政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巅峰，更是政权组织形式重要革新的时代，士大夫群体受礼法制度影响愈发深刻，更加认识到了“官德”的重要性和当官为国为民服务的重要担当。

2、宋代政治制度对于士大夫群体的要求

宋朝作为传统时代的发展顶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急剧变迁也带来了制度方面的差异，这其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便是商业的快速发展。宋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制商业发展、弱化“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家，宋代社会的阶级流动速度加快，并且财富流动也在加快，政治制度的隐形变化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士大夫群体们的能力要求。

宋代士大夫善于用史官记录和民间舆论来限制皇权、劝导君王，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这也是武官出身的赵匡胤所一直信奉的，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宋代士大夫的优势也在于此，“文死谏，武死战”也在宋朝政治体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宋代士大夫勇于劝谏之风对于后世的影响

苏辙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神权、史官之权被宋代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唐宋文化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堪称中国古代的顶峰，这无疑也推动了唐宋人民的劳动方式和生产力方式进步，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变更和上层建筑变化也可以说是随之而来。我们已经说明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关系定律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样的，被决定因素也会对决定条件起反作用。

1、宋代官场正气对于后世的影响

古代有“武死战，文死谏”的说法，武将负责上阵杀敌、开疆拓土，文臣则要负责劝谏君主，如果君主不听从，他们会以死明志，宋朝以死劝谏君王的刚烈文人更是数不胜数。死谏作为宋朝政治的传统，更像是大臣们与皇权的斗争，官员们尽管处于弱势地位，但还是不断与皇权进行抗争，他们舍生取义、以死进谏的精神体现了他们忠君爱国的思想，也实现了他们的自身价值，为了天下苍生和江山社稷，他们以一己之力规劝皇帝，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和百姓的安乐。

2、宋代较为系统完整的监督制度对于后世的参考意义

“宁愿生死，不愿苟活，宁愿撞死朝堂，不愿同流合污”，

宋代官员这种比较完善的下级监督制度十分有效的原因便是在不仅仅靠完整系统、层层嵌套、让社会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的先进管理方式，更体现在士大夫心中道德法则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能力。代代有气节重气节的文人们忠于国家，忠于君主，他们敢于抗争，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不屈，是坚毅，是富有智慧的政治管理模式。

在人才素质上，我们的先贤始终强调“德才兼备”。在德与才两方面素质中，尤其强调“德”。“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是我国传统领导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对于现代执政参考的意义依然十分重大且深远。

四、总结

儒家学派在汉朝步入了政治舞台，“学而优则仕”从这个时候起也成为了众多学子们的终极目标，更因为董仲舒改进儒学思想使之成为政治统治的武器，“皇权独尊”和“君为臣纲”的思想浸润在了官僚文化思想体系中的最深处，但宋朝士大夫们不畏皇权震慑依旧直言进谏，这不仅推动了宋朝的社会发展、避免了皇帝个人决策下的失误，并在宋朝使官德教育走向了顶峰。宋朝作为“重文轻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异常高的一个政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巅峰，更是政权组织形式重要革新的时代，对于后世甚至现在的组织形式借鉴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