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骨气也有毅力。

他，不愿沾伟人的光，隐姓埋名去参军。

他，走的那一天是那么匆忙,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他就是毛主席的堂弟，毛泽全。

故事就要从那个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说起了。

1925年前后，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毛泽全，还是一个小小的“放牛娃”，而当时毛主席早已成名，受人敬仰。

虽然家境贫寒，但是，毛泽全很喜欢学习。无奈，由于自己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人无法承担他的学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走向学堂。

由于从小，萦绕在他耳畔的都是自己堂兄的故事，再加上他也听过堂兄回乡所做的演讲，激发了革命热情的毛泽全积极的投身于农民运动中。

1937年，毛泽全来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在次年加入我党。并获得了进入党校学习的机会。

在党校学习期间，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在刻苦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了新四军，后来一直从事后勤方面的工作。当时为了不让人猜到与毛主席的关系，毛泽全改名为王勋。

1942年末，毛泽全遇见了他的妻子徐寄萍。徐寄萍是1941年从学校毕业的，毕业后的她就跟着几位同学满心雀跃地，到苏北来参军了新四军。

由于有文化，徐寄萍在苏中二分区的供给部当会计股股长。后来她的部队与毛泽全的部队合并整编后，二人就产生交集。

当时毛泽全担任的是供给部的副部长，是徐寄萍的上级，由于工作的关系，两人经常联系，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感情。后来在分区政委陈时夫、司令员段焕竞得撮下，两个人于1943年春天结婚。

既然两人都结婚了，如果再向对方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那就说不过去了，毛泽全曾经简单的和徐寄萍说过自己的原名。在战争时代，用化名是一件常见事情，徐寄萍也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1950年的春天，他们被调到南京华东军区后勤部工作，经组织批准，王勋恢复了原名毛泽全。即便是这个时候，徐寄萍也丝毫没有怀疑过毛泽全的身份。

直到这年夏天，毛泽全出差去北京在中南海见了毛主席，回来才跟徐寄萍说：

“我出差时，顺便去中南海看了堂兄毛主席。”

徐寄萍听到这个消息，先是一脸的不信，但是，想到自己和丈夫相识多年，他从来不是说大话的人。这时，徐寄萍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一瞬间，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涌上心间，她含着泪水，哭道：

“这么大的事，我们都已经结婚7年了，孩子都3个了，你现在才告诉我，你是毛主席的堂弟？”

毛泽全见一向刚强的妻子流下泪水，心中涌现一丝慌乱。他慌忙向妻子解释道：

“我从延安党校毕业后，担心自己的名字与毛主席的太相近，被认出来，会得到特殊照顾，为了不沾毛主席的光，就化名参加工作，如果革命不成功，我就不改回原来的名字。”

徐寄萍看到丈夫急的抓耳挠腮，心里已经原谅了他。便“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说道：

“好吧，那我勉强原谅你吧，你以后可不许再瞒着我了！”

擦干眼泪，她看向眼前这个男人，由衷地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

1952年，毛泽全夫妻又从华东军区，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工作。

这年的中秋佳节下午，毛主席派人去接毛泽全一大家子。车进了西门，开到一个院内，下车后的毛泽全一家只见毛主席正坐在一个凉棚里的藤椅上看材料。

看见他们来了，他很高兴地站起来对毛泽全说:

“哟！你还有这一大家子，好！好！”

众人见到主席这样热情而随和，大家也就不再拘束了。毛泽全等人赶紧走上前，和主席握手，他的孩子们也非常热情的上前去打招呼。

毛主席热情的询问徐寄萍的家庭和工作情况，徐寄萍连忙回答道：

“我的父亲是教员，已经病故了。现在母亲和两个妹妹都在上海，两个妹妹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

主席连连称赞说:

“不错，不错！你们是革命家庭!”

又开玩笑道：

“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农民，种过地的泥巴坨子？”

一句话再次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气氛也活跃了起来。

主席见徐寄萍不好意思回答，接着对他们说:

“你们俩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你们一定要多交流啊！”

主席还关心地问:

“你身体看上去比较虚弱，是生病了吗？有没有及时就诊？”

徐寄萍连忙回道:“没大病，只是经常偏头痛。”

主席说:“我建议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痛了。”

徐寄萍感激地答应着：“好的，好的，谢谢主席的关心！”

在聊天快要结束时，毛泽全忽然发现，今天也来了不少韶山的乡亲们。见到许久未见的亲戚乡邻，毛泽全这才明白了毛主席为何在今日相约，原来主席也想要和韶山的父老乡亲们一同聚一聚。

毛主席宴请乡亲们的饭菜，也就是简单的四菜一汤和红糙米饭。因为毛泽全的孩子们也在，毛主席特地嘱咐厨房做了一道不辣的炒鸡蛋。

毛主席的细心，给徐寄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发现毛主席其实是一个十分念旧情的人。

1954年深秋，毛泽全的母亲邹老太太到了北京，她听说儿子、儿媳和孙儿们都已经见过毛主席之后，也很想见一见毛主席。

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派叶子龙将他们一大家子接到中南海，并埋怨他们夫妻二人：

“婶母到北京这么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邹老太太见到了毛主席，非常激动，热泪盈眶。毛主席亲自扶着年近80且裹着小脚的邹老太太上台阶，边走边提醒老太太：

“慢点走，慢点走。”

言谈中，毛主席清楚地回忆，当年他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邹老太太见他脚上布鞋破了，就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他穿。

这些年虽然毛主席经历了千难万险，但是邹老太太的这双布鞋一直铭记于心，他叮嘱毛泽全要好好照顾老太太！

1956年4月，毛泽全的胞兄毛纯珠来北京看望毛泽全一家。晚上十点多钟，中南海突然打来电话，邀请毛泽全夫妇和毛纯珠去毛主席家中做客。

毛泽全兄弟收到邀请感到非常的意外，毛纯珠和毛泽全一样，都是很淳朴正直的人，他勤勤恳恳地在韶山种地，这次来北京并没想过要专门去见主席，更没想过主席会邀请他去做客。

毛主席一见到他们，就带他们到饭厅吃饭，兄弟俩其实早就在家中吃好晚饭了，在主席的盛情盛情邀请下，却之不恭，高高兴兴和主席一起坐到了餐桌前。和从前一样，饭菜很简单，无非是苦瓜、辣椒、西红柿。

席间，毛主席笑吟吟得和大家聊家常。毛主席让毛纯珠回去之后告诉乡亲们，多喂猪多劳动，猪多肥多，地里的肥足了才能多打粮食。

主席跟他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村合作社的问题，毛纯珠是养猪种田的好手，他没想到主席能细心到这种程度，居然对种地养猪这种事情也要操心，心中感动，不停地点头。

餐后，毛主席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毛纯珠，让他带回去。又问陪同在旁的毛泽全：

“最近工作怎么样忙不忙？”

毛泽全忙说：“我正在干部哲学班学习，暂时没有其他工作。”

主席立即让他请假：

“现在你就回一趟湖南，去你以前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去亲身考察一下，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回来跟我汇报一下情况。”

毛主席又向毛纯珠询问，邹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听说邹老太太过得十分节俭，便拿出了200元钱稿费，让毛纯珠替他多给老太太买点补品补一补身子，再次叮嘱他们兄弟俩一定要照顾好老太太。

写完信后，主席突然想起来，徐寄萍上次提议要拍一张合影，现在人刚好都在，于是喊来摄影师过来为他们拍摄。

毛主席站在中间，毛纯珠和毛泽全一家子站在他的左右，这张照片成为了毛泽全最珍贵的纪念。

那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1957年秋天，毛泽全又被调到了内蒙古集宁办事处工作。

离开北京前，他并没有去打扰主席，而是到了集宁之后才写了一封信告诉主席。

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他们才再次“相见”。

解放后，毛泽全与毛主席数次见面，除了一张合影，没有索要过任何东西。他一生都在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绝对不能因为自己伯父的关系，就妄想走捷径。

毛泽全先生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他不慕名利，不以自己的身份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值得人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