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看到网友在谈论李鸿章,公的长,婆的短,煞是热闹.曾、左、李三位中兴名臣，笔者已在两篇文章中涉及到曾国藩、左宗棠二人，看来李鸿章也是绕不过去的，现提笔胡乱写上几句，愿与各位切磋探讨。

坚定的功利主义者

说李鸿章是坚定的功利主义者，那必然要有参照物，相互比较，才有说服力。现就中兴三杰比较之。先看李鸿章的恩师曾老爷子。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更难得的是他终生守经，说话、办事都遵循一套严格甚至是程序化的标准。曾国藩的各种文章，都有大段的篇幅来谈道德讲信义，虽然他标榜经世致用，但是每次都是经过拐弯抹角才达到最终的目的。外表上总是一幅人生导师、道德楷模的样子。即使曾国藩在曲阜祭孔时说过：“可惜今天的孔子不会打手枪，故不值得遵奉”的看似功利十足的话，但实质上他却是典型的封建道德卫道士形象。而李鸿章则迥然不同。

首先，他文章与曾老师比起来，差得很远，因而往往李的文章有这么一个特点：开头寒暄几句，马上转入正题，比如今天要修个电报局，明天打算办个学堂等等，总是直奔主题而去。况且现存的许多李的文章，都是由他的幕僚捉刀代笔之作，往往李鸿章只是口头表明大意或写个草稿，然后由他的门人润色、修饰而成。因而李鸿章要做一件事情，并不会处心积虑地罗列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轻描淡写几句，马上就付诸行动。与曾相比，李鸿章是说得少，办得多，体现出务实的作风。

而左宗棠又是如何一个人呢？左某人很狂妄，在骆秉章幕府时就以诸葛亮自居，指指点点，甚是得意。《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兴诸将帅，大率国藩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藩。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此言不虚，由狂妄一路发展下去，便成为霸道，一旦握权，便会专行自己喜好之事，不采纳别人建议，也不善于变通。因而，不论好事或是坏事，一经左某人认准，便会一条道走到黑。

时人评宗棠曰：“忠耿有余，深沉不足，喜谀恶谏，使气恃功，贤者之过，殆无定论。”大体不差，这也是左同曾、李、郭（嵩焘）等人日后交恶的性格因素。而李鸿章则不同，李鸿章遇事善于变通，他追求事情后面的实际功效，不计过程，只要结果，因而他总是权衡再三，选择最有效率的途径，需要给钱时，不心疼大把的银子，比如他贿赂慈禧身边的红人安德海、李莲英诸人；需要使用美人计时，李鸿章的美女们马上安排到位。从而，李鸿章功利主义的处事特色彰显无遗。

关于李鸿章功利主义特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他在乡里举办团练的时候，花了很大的气力，闹得路人皆知。乡人们有人戏称：“翰林变作绿林”。李鸿章闻后仅是一笑了之，并不为所动。在上海作战时，李鸿章的淮军刚抵上海，衣装破烂，洋人观后，皆笑称为叫花子兵。李鸿章不以为然，反诘道：“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到了战场上，洋枪队屡屡受挫，而李的淮军势如破竹，解除重围。从此，洋人不再称淮军叫花子兵了。李随之名声大噪。

最能体现李功利主义办事风格的当数他用人方面了。他一生提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不过基本上那种有才无德、物议颇多的类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窃国大盗”袁世凯，把官督商办发挥到极致的盛宣怀，他们在后世评论中都有令人指摘的地方。而李鸿章在当初起用他们时并不计较那些道德品质因素，只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做某件事，能否具有某种才干，唯才是举，其他统统不管不顾。功利主义态度是李鸿章个人素质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评价分析其为人处事上，这一点是不能不参考的。可以这么说，日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皆是依照功利主义的轨迹走出来的，这是其人生基调。

尴尬无奈的“签约大师”

李鸿章无愧于“签约大师”的称号，当然，这个名号并不中听。从“天津教案”后，中外历次冲突之后的谈判桌前，基本上每次都端坐着一位神情近乎凝重的大清官员，他便是李二先生。“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名声大损，遂还老归山。清廷急需物色一名出众的“签约大师”。奕訢身为皇室成员，处处遭到忌惮，自然不可；左宗棠过于耿直自负，只会把事情搞砸；也就只有李鸿章了，谙通洋务，善于变通，且“吃苦耐劳”。于是，清廷便把这个“天下第一苦”的差使赐予了他。

从此之后，几十年如一日，李鸿章在工作岗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论是边疆问题，还是大败后的条约，李鸿章都是硬着头皮一一签下。他活了七十九岁，人生的后三十年差不多都耗在谈判桌上了。反正自己已经臭了，多签一次，少签一次，已无太大分别，自己一身臭，换来众人干干净净，这也算是一种黑色幽默了吧。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当八国联军代表将条约递给庆亲王奕劻时，弈劻犹豫不决，拿起笔来，却不敢签字。顿时热泪盈眶，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也不知是为国家软弱至此而悲愤，还是窃叹自己的名声即将毁于一旦。

李鸿章见此情形，走到弈劻跟前，温和地说：“世上最难写的字，莫过于自己的名字。王爷，你的路还长着呢，让老臣替你签！”说罢，拿过毛笔，迅速在条约上写上“李鸿章”三个字。此刻，弈劻已是泣不成声。其实，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中国战败，已是别人板上之肉，签约只是例行公事，自己名声已臭，无所谓什么千古美名了。正是尴尬与无奈，促成了李鸿章这样的悲情人物。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把祸国殃民的罪行一股脑儿全部推到李二先生头上，那是不负责任的。

1901年的一天,李鸿章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一滴苦涩的泪水从眼角流出。虽然他勉勉强强地跨过了二十世纪，但他实际上完全属于十九世纪。和当时众多清廷官员一样，李鸿章不论是忍辱负重地“签约”，大张旗鼓地“剿贼”，还是雷厉风行地推行洋务运动，实质上充当的仅是“泥瓦匠”的角色，在残破不堪的封建大厦上辛苦地修修补补，却从不敢有推倒重建的念头。

过去人们谈及李鸿章时大多先在无形或有形中给他贴上一张“封建局限性和反动性”的标签，然后再进行具体的评说（当然后来的翻案风也不足取）。虽说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讲并无不妥之处，但确实仍值得商榷。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李鸿章，面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物质条件，又能向何处去呢？是否能够做的比李更恰当、更漂亮？我想只要这样进行一下角色转换，你就会对于“李二先生是汉奸”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