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之所以能给明朝续命，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否定了王阳明的心学，纠正了心学带给整个学界的虚无风气。本人之前的文章中提到，明朝灭亡和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密不可分。很多人看到心学的著名格言“知行合一”，便认为心学是一门务实的学问，实际不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清清楚楚地提到，所谓的“行”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实践”根本不是一回事：

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

“行”在王阳明看来就是“意之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当你对一件事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甚至条件反射尚未传导至运动神经之时，已经叫做“行”。因此，所谓的“知行合一”并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知“和”行“关系的一种判断。知行合一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只要在”天理“，即内心的”明德“之指导下，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由此可见，王阳明的整个学说实质上建立在纯粹意识活动的基础上，与实践完全脱节。

张居正早年浸润佛学，沉迷于“务虚”，常常从万事万物中去感悟佛理。由于王阳明的心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思想相重合，加之入仕之初受到心学门人徐玠的提拔，所以当张居正接触到心学之后，立即为其所吸引，他一度认为心学是孔子之后唯一的“真正学问”，曾作文道：

“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也矣。故宫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后可久也。”

同时，张居正所交好的官员大多是心学门徒，如聂豹等等。随着官场经历的不断丰富，张居正逐渐从一个“书生意气”的青年学子转变为职业官僚。他不再纯粹沉迷于学术理论，而开始更多关注明代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他发现，大明帝国之所以江河日下，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务虚”。科举制度之下，知识分子是官员的人才储备库，而官员相比于读书人，更应该关注实际，而不是整日夸夸其谈，读书思辨。但此时，王阳明的心学已经广泛传播，对学界的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子们不再脚踏实地，而是热衷于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书院逐渐沦为读书人“清谈”之所。

这些人进入仕途后，把那套务虚的风气带到了官场，朝堂之上大家开始以道德标准代替职业能力作为评判人物的尺度；官员的奏章字数越来越多，提的意见越来越天马行空，不切实际，根本无法落实，他们也不会去落实。张居正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疾，在《陈六事疏》中张居正重点提到了“核名实”和“省议论”，表达了他对务虚之风的厌恶。万历皇帝继位后，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由于皇帝和太后的信任，他实际上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摄政王”，权力一手遮天。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后世对张居正改革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经济层面，但在思想文化上，张居正“出拳”的力度一点也不逊色于经济层面。执政后期，张居正开始严厉地整顿学风。首先，毁禁了天下所有的书院——有一刀切的嫌疑，但鉴于天下大多数书院都讲授王阳明那一套，他为了绝后患所以全部关停；同时，重申了程朱理学不可撼动的地位，要求所有教学场所必须严格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教授程朱之学；此后，他将自己与心学做了切割，在王阳明从祀一事上，张居正屡屡推诿，这成为他与心学彻底决裂的前兆；最后，他将屠刀挥向了自己曾经的“同门”心学弟子，无数官场的心学门徒遭到打压，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张居正的一顿重拳出击下，务虚的学风逐渐向“崇实”转变。但可惜的是，学风整顿仅仅过去三年，张居正便撒手人寰。由于生前树敌太多，加之万历皇帝被张居正管教得过于严格而产生了叛逆心理，张居正的家人遭到全盘清算，他的改革措施和成果也付诸东流。因此可以说，全盘否定并禁止王阳明心学的传播，是张居正改革能取得成效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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