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庆生

微信版第1634期

三、皇帝在庙的双重表述

明初祠山道士发起的御诗和御诗碑事件，使皇权在地方表现为更为具体的皇帝在庙，各个群体相继参与进来，至今余响未绝。然而，不同群体对皇帝在庙一方面有共识，都认为御诗传说、御诗碑对于信仰的合法性、影响力是重要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对御诗传说的不同表述，或许透露出他们对于皇权观念的差异。

朱元璋来到祠山，抽签之后赋诗，道士、地方士人、官员最关心的是赋诗，尤其是诗中“天下英灵第一山”“高台近斗当空出”两句，前者借皇帝之口赋予祠山“第一山”的地位，后者与宋代以来道士和地方官员、士人对张王形象的改造相符，神灵的礼斗与皇权牵连起来。我们再看祠山庙志、州志等文献所表述的皇帝与祠山的遭遇，朱元璋“诣祠卜之，得‘四海和平’之兆”，于是得知“神之厌乱，天下生灵将得所依归也”，次日赋诗“以答神贶”，这是罗碑的表述，也是各种地方文献套用的模板。万历年间王世贞应广德地方士人之邀撰写重修御诗亭碑记，提到朱元璋在山上“与禅师语而大悦”的情景，但都没有皇帝与神灵相遇的细节描写。

至清初，才有人在方志中说朱元璋“问兆于神，泥神向之笑”，将御诗“中原扰攘何时定，挥指干戈动笑颜”一联场景化。这些叙述，无论是卜兆还是与禅师语而大悦，或者皇帝问兆、泥神笑，即使都有朱元璋赋诗“答神贶”的话，皇帝与神灵是对等的。同样，在祠庙志、州志等文献中，对皇帝报答祠山的叙述也比较一致：赋诗、加封、列入南京十庙之一、官方祭祀、减免赋税。祠山大帝向明太祖预示了战争的结果和天命，明太祖以个人的身份赋诗以报之，这是个人行为；加封等则属于官方行为，也是宋代以来报谢神灵的礼制。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减免了祠山所庇佑的百姓的赋税，来报答神灵的应验。总的来说，皇帝与神灵的相互关系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所以明代的官员、记文撰写者经常将“神之功”与“君之荣”相提并论，清人则说“宸翰炳耀，天语琳琅，任其圮颓，宁不惋惜”，皇帝与神灵是相对平等的，着眼于地方的声誉和公共利益。

但是，御诗、御诗碑、近斗楼在普通信众眼中，只是皇帝曾经到过祠山庙的象征符号，他们少有对御诗的文学欣赏，或是对皇权的敬畏，感兴趣的是朱元璋亲临祠山、灵签应验的故事。明清的地方文献很少记录事件的具体细节，但是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相关信息。从2007年7月起，笔者曾六次赴广德、湖州、高淳等地做田野调查，许多调查对象都谈到朱元璋与张王的故事，可以将皖浙苏一带流传的朱元璋与祠山大帝的故事情节概括为：元朝统治残暴，朱元璋是丐帮的头头，也拉队伍造反，官兵捉拿朱元璋，他逃到广德祠山庙躲难，追兵堵住庙门，蜘蛛将庙门蒙住，里三层外三层，追兵以为门没开，朱元璋逃过一劫。朱元璋就说，如果我推翻了元朝，得了天下，天天到祠山进香。结果真的得了天下，刘伯温奏本，建了360座祠山庙，每天代替朱元璋去朝拜。

官方和士人的记载中很少提及朱元璋在祠山的具体情节，而普通信众讲得最多的是朱元璋与张王之间的人神交流。皇帝与祠山大帝的相遇，没有卜签吉兆，更没有意气风发的皇帝赋诗，而是祠山大帝搭救了落难皇帝。神灵对朱元璋有恩，于是朱元璋许愿每天朝拜张王，后来演变成建360座祠山庙，由各地的祠山庙轮流派代表去祖庙进香。我们还发现，这个故事在湖州、苏常地区很少有人提及，主要流传于广德及其北部的郎溪、高淳、溧水、句容一带，这是因为故事中的360座祠山庙位于南京至广德一线，而前者不在此范围之内。2015年2月9日，郎溪县梅渚镇蒋家村祠山庙的信众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朱元璋小时候长得奇形八怪，元朝皇帝照镜子，说有一个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这个人要造反。查来查去，查到朱元璋。朱元璋只好逃跑，一路讨饭。跑到宁国府，照镜台里还是有他，身穿锦袍，头顶洛阳伞。接着跑，到广德的老祠山庙，马跑三圈，蜘蛛网里三层外三层，没有人。庙里的老和尚让他头顶荷叶，照镜台里就没有他的影子了。追兵走了。朱元璋就得救了。老和尚命令朱元璋说：小鬼，没有我的命令，不许逃。于是住了三年。朱元璋想走，许愿说：我一旦做了皇上，每天朝拜你一次。老和尚就是祠山菩萨。朱元璋真的坐了天下，他从南京到广德，几百里路，一天一个来回，还得处理国家大事，不能老这样跑呀。军师刘伯温给他出主意，从南京到广德，溧水、高淳、郎溪三个县，设计三百六十个神插，分布在路上，每天出一个神插，代表皇帝去广德朝拜。

老人还说，蒋家的祠山庙就是360座分庙之一，这个故事可以理解为皇权用作信仰合法性的证据，强调南京到广德一带的众多祠山庙是遵皇命所修。有的故事还说朱元璋在祠山大帝的指点下逃跑到温州，以证明温州人在祠山信仰中的地位。不过，这个故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祠山大帝化身为老和尚，保护了逃难的朱元璋，还命令朱元璋在祠山住了三年，后者许愿之后才得以离开。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为了还愿，曾经天天赴广德进香！这里没有诗，也没有减免赋税，前者离普通民众过于遥远，后者与其完粮纳税的实际经验不符，他们在乎的是皇帝对祠山大帝的崇奉。

对于祠山大帝而言，皇帝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与神灵的信奉者。这两种身份是一体之二面，无法分割，但是官员、士人和道士属于国家体制内的力量，他们对皇帝在庙的理解主要关注皇帝的前一种身份，而普通信众则将皇帝视为跟自己一样的祠山大帝的信奉者。所以，在皇帝在庙的双重表述中，信众将地方的神权置于皇权之上，意在彰显祠山大帝的神力；而地方官员、士人和道士的表述往往将皇帝置于中心，旨在强调皇权对祠山信仰的支持。对于皇帝对祠山大帝的报答，官员、士人和道士们更注重文学性的诗赋、官僚机构的加封和祭拜、惠及地方民众的赋税减免；普通信众念兹在兹的是皇帝对祠山大帝的崇奉，即使是建360座祠庙，没有调查对象提到是官方修建，他们在意的是奉皇命去祖庭向神灵进香。

余　论

综上所述，明太祖驻跸祠山、御诗传说乃是明成祖死后、仁宗即位，朝政风向转换之际出现的地方性叙述，在道士、地方士人、地方官的推动下，获得朝廷的默认，并固化为竖于祠山祖庭的御诗碑。御诗故事的真伪尚无法确证，从诸多旁证来看其出处颇为可疑。由于有了朝廷的默许，地方官员、精英和道士们开始将皇帝在庙的故事纳入祠山信仰和地方历史的叙述脉络中，并在祠山庙的中轴线相继修建了御诗碑、宸翰楼、近斗楼等建筑，使得作为皇权象征、信仰合法性的御诗成为祖庭信仰空间的中心。御诗的数量也由《指掌集》所载的一首，变成嘉靖州志的两首，甚至收入万历年间编集的《御制集》。皇帝在庙的这一地方性叙述成为明清祠山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官方和信众的认可。

当然，本文讨论道士、地方官员、广德士人在明初合力推动御诗碑，重点不是要指出这两首御诗有可能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要分析各个群体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当时还存在着普通信众对皇帝在庙的另一种叙述：皇帝不再是中心，或者神灵的平等者，而是祠山大帝的信奉者，落难时受到神灵的庇佑；皇帝对神灵的报答也不是赋诗或官方的祭祀、免除赋税，而是亲力亲为赴广德朝拜，或者让沿途信众修庙代他去进香。

毋庸置疑，这种差异性的表述反映了不同群体观念中的皇帝形象是不一样的，这应该是社会阶层、知识等因素所致，但差异性的表述、观念背后是对皇帝在庙的共同追求，是对该故事真实性的认可，各个群体都希望借此以支持信仰的合法性。如果将明初的御诗传说纳入长时段中去观察，就会发现祠山信仰历史中出现过不同形式的皇帝在庙故事。

据祠山庙志的记载，祠山神最早的两个灵应事迹都与皇帝有关。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梁天监五年（506），建邺大旱，梁武帝派使者到广德祈祷祠山神，应验之后以珪璧致谢。第二个故事是在唐天宝中，唐玄宗听从押送钱帛赴京的广德小吏的意见，在长安设坛祈祷祠山神，使京城旱情得到解救，于是皇帝下令赠祠山神为水部员外郎。第二个故事仅见于《指掌集》（及后来的《祠山事要》《祠山志》），清代已经有人对此产生怀疑。第一个故事在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中也有记载，梁武帝祈祷的对象是广德北面宜兴县（治今江苏宜兴）的九斗山张水曹，唐代的碑记也能说明该处是南朝以来有名的宗教场所，所以很可能是广德的士人、官员将宜兴张水曹的灵应故事挪移到祠山神身上，目的是让祠山神与皇帝、与京城发生关联。

在祠山神的几部庙志中，前两卷的内容都是朝廷加封、赐额的敕牒诏命文书，以及地方官员、地方精英申请朝廷给祠山神加封、改封、赐御香、御匾等的奏状、事迹。书中还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内容，比如《指掌集》卷5《祠宇门》，记录了宋朝赐广惠庙额敕、御书广惠祖祠额、御书昭应殿额；卷6《事始门》追溯了祠山信仰实践中19件事的起源，其中有14件与朝廷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指掌集》等祠山庙志固然是想编纂祠山的“信史”，但未尝不是一部祠山信仰合法性的论证书。

在祠山信仰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迫切地向朝廷寻求神灵的合法性，分别是五代入宋之后和元初。祠山神在南唐已被加封为广德王，入宋之后信众一直希望得到新朝廷的承认，直到康定元年（1040）改封为灵济王，才实现从“伪命”到“真封”的转变。至元十八年（1281）闰八月，广德纳入元朝版图不久，地方精英许文彬等三百二十六人列名上奏，称“本庙神圣归附之后，尚乃旧号，未沐真封”，请朝廷赐予封号，谋求与新政权建立关系。

明初对民间祠祀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取消了民间祠神的溢美封号，尽管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南京修建的十庙之中有“祠山广惠张王渤”，但这是“命合京都在祭法宜祀之庙凡十，环建于兹山之阳以祀之，示崇敬也”。只是选择了南京比较重要的十座祠庙，是对南京现存祠神信仰现状的确认而已。从保存下来的几篇十庙碑记来看，都没有提及神灵与朝廷的具体关联。祠山神能列入十庙之中，广德的地方文献中一直将之视为十分荣耀的事。但祠山祖庙不属于礼部规定的府州县祀典，因而明廷一直没有给广德祠山庙加封，也没有修庙、降御香祭祀之类的举措。在这个背景之下，广德的地方精英、祠山庙的道士、地方官员仿效其先辈的做法，在明仁宗即位之际，提出明太祖御诗的传说，遂成为明清时期祠山信仰发展的强劲助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