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长沙一夜之间,被推上了战争的风口浪尖。在国民党此前的抗战部署中,长沙被视为大后方的仓库和转运枢纽。风雨飘摇的长沙城中积攒了大批战备和生活物资,另有50万之多的人口。面对日益逼近的日本多路大军,长沙应该何去何从?蒋介石政府焦头烂额,进退两难。放火烧城的建议直截了当地被摆在了他的面前。
早在1936年4月,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就提出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抗战思路:焦土抗战。根据他在自己的文章《焦土抗战论》中侃侃而谈“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
所谓的焦土政策,就是在战争期间,以放火焚烧的方式毁灭一个城市的所有物质结构,借以实现拖延敌方进攻脚步,争取组织反攻的时间和机会。听起来是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为了打日本人,李宗仁豁出去了。可是,他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普通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一把大火下来,烧掉的是多少家庭的苦心经营?遭遇战争已经够倒霉了,还要忍受大火的摧残。更重要的是,长沙的命运,是在长沙市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确定的。在动荡的年代里,人祸比天灾更可恶。最终促成蒋介石做出这一决策的重要原因是,1938年10月,沦陷的江西九江被日军缴获大批来不及转移的军械和物资。而刚刚失守的武汉,又因为警备司令郭悔的临阵脱逃,而把好好的武汉机场拱手让给了日本军队。暴戾的蒋介石绝不愿看到自己苦心打造的中南重镇长沙为日本人掌控,他宁愿留给日本人一个烧光的空城。
1938年11月11日,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一天之中,收到了两次来自于蒋介石的最高指示。内容都是关于在长沙沦陷前,实施“焦土”计划。“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老蒋说的简单,张治中听得战战兢兢,却还是召来手下开会研究。火烧长沙的计划很快出炉:提前安排士兵、军警在市内各条街道、路口处安置油料、火药等点火工具,待日军先头部队抵达城外30公里处时,以地势最高的天心阁为起点,开始点火。为了降低人员伤亡,张治中要求在适当位置预留民众的逃生通道,并安排专人引导撤离。不仅如此,他还对灾后的善后和救济,制定了相关预案。最终确定的点火时间,是13日早上。在张治中亲自视察现场布置后,再行最后向蒋介石请示确认。整个计划,确保绝密,对外只说是疏散。
计划经常都没有变化快。13日凌晨2点,长沙警备司令部突然接到急报,南门外的伤兵医院燃起无名大火。南门外并没有安排放火点,张治中和驻长沙的第9战区长官陈诚闻讯,都有些一头雾水。他们派人去现场了解情况,却被告知,所有的军警人员都已经部署到各处点火点待命了。他们调派消防队灭火,消防部门回应:按照此前的点火部署,所有的消防车都把存水换成了燃油。还没等这些国民党的长官老爷们研究出对策,城中多处同时燃起了原因不明的大火。按照原定方案,在各处待命的军警人员误以为点火指令已经下达,纷纷将事先准备好的火把四处投掷。长沙城内顿时狼烟四起,遍地火海。
最无辜的是长沙城中的平民百姓。政府的决定,他们自始至终一无所知。等到被大火惊醒的时候,多数人已经身陷绝境了。如果真是日本人打过来了,或许还可以有人跑得快,保住小命。可是,无情的大火连一点生存的希望都没有留下。黎明前的长沙城,堪比人间炼狱。因为事发突然,张治中等人制定的灾后救济计划,连部署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变成了一堆废纸。
这场大火,熊熊燃烧了五天五夜。不计其数的街道和民居,都没有逃过大火的吞噬。城市里火光冲天,哀嚎遍野。遭火烧、踩踏、建筑物倒塌而伤亡的市民不计其数。根据事后国民党当局的统计,直接死于火灾的平民人数约为3万,超过九成九的房屋因火灾而损毁,经济损失高达十几亿元。长沙市所有的大型建筑物、基础设施几乎全部都被烧毁了。因受灾而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灾后,每个登记在册的灾民,仅仅获得了省政府给予的5元钱补贴。
大火发生当晚,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正在长沙城中居住。幸运的是,他们都及时逃离了火场。大火熄灭后,周恩来等人重返长沙,积极协助国民党方面开展赈灾。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也成立了善后工作突击队,投入到灾后重建当中来。周恩来在火灾现场,痛心疾首地发表讲话:“惩办肇事祸首,积极救济灾民。”
11月17日,姗姗来迟的蒋介石登上了天心阁。这里视野开阔,他一眼望下去,焦土瓦砾,满目疮痍,一览无余。蒋介石雷霆大怒,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不可估计,比日本人干得还要漂亮。而一直在附近看热闹的日军,又派军机飞临火灾后的长沙上空,把航拍回来的照片发表在己方媒体上,大肆嘲笑。蒋介石里子和面子都没有了,满肚子的怒火无处发泄。为了平息各界质疑,他草草枪毙了几个军警头子了事。但是,3万长沙人的无辜殒命之殇,真的是几个枪下亡魂,就可以弥补得了吗?事后多年,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将长沙大火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意外的突变”。个中含义,足够人细细品味。
2005年,长沙建成纪念这次大火的警世钟。每当警钟长鸣的时候,长沙人都会驻足脚步,缅怀罹难同胞。愿这样的惨剧,永远只会存留于历史的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