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台湾告急，清政府诏令刘铭传以巡抚衔赴台湾督办军务。

当时，台湾的防务十分薄弱，总共四十营官兵，两万余人，要守卫长达2000余里的海疆，显然力不从心。

而且，军队装备极差，名为水师，却没有船只。海岸的火炮少得可怜。台湾道台刘璈在兵力部署上重南轻北，四十营兵，台南部署了三十一营，而台北仅有九营。

法国侵略者窥知台湾布防的这一弱点后，就把攻击重点放在台湾北部，计划攻占基隆煤矿，夺取台北，进而吞并全台湾。于是，基隆之战的序幕拉开了。

一、变劣势为优势，首战告捷。

1984年8月4日，法军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舰五艘，逼近基隆。这时，基隆海口仅有五门固定方向的大炮，只能正面守，无法侧向攻。

刚就任的刘铭传，没有时间调整台湾的兵力部署，只得就此仓促应战。开战不久，炮台连同前壁火药库均被敌军摧毁，清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了扭转不利局势，刘铭传大胆采用“诱敌深入，陆上作战”的战术。留下少数军兵凭险固守海岸小山制高点，其余的部队都撤到后山隐蔽。

当法军以为清军已经溃败，无所顾忌地涌上海岸时，刘铭传命令隐蔽的部队迂回包抄、夹击敌人。

这一出乎意料的围攻，使得法军不知所措，纷纷溃逃。于是，刘铭传变劣势为优势，首战告捷。清政府闻报大喜，特奖励给刘铭传内帑银三千两，以资犒赏。

二、弃基隆救沪尾，遭到申饬。

不甘心失败的法军，于10月1日将舰队分为两个作战集团，分别向基隆、沪尾（淡水）同时发动了进攻。

基隆在台北东北，有良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三十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

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良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

这样一来，刘铭传两处遭受攻击，处境窘迫。一时间，刘铭传又难以将刘璈部署在台南的重兵调到台北，只好将现有的兵力一分为二，由将领孙开华带一部坚守沪尾，自己亲率一部守卫基隆。

法军开始主攻基隆后，几千名士兵轮番进攻清军的滩头阵地，但敌人始终未能得手。于是，遭受重挫的法军突然改变主攻方向，向沪尾发起了猛烈进攻。

沪尾守军不多，而且已呈疲惫之态，难以抵挡法军的猛攻。为此，孙开华接连不断地向吉隆的刘铭传告急。

鏖战正酣的刘铭传，得到沪尾军情危机的报告后，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下令军队立刻撤出战斗，炸毁煤井，转移机器，全力救援沪尾。

基隆守军不解其意，纷纷哭谏，要求死守基隆。刘铭传深知沪尾之危，不容再迟滞、拖延，便对军兵们断然说道：“吾计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随之，清军主动撤出了基隆。

基隆失守的消息传报到北京，满朝文武为之震惊。清政府对刘铭传大为不满，训斥道：“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据，著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

刘铭传为什么会如此行事呢？因为他想保全台北府城。

三、顾大局合兵力，大败法军。

沪尾有失，台北府就将遭受法军的进攻，届时基隆也有失守的可能。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基隆、沪尾作为守护府城的北、西两大门户，如能双双坚守，当然再好不过。

事实上，如果继续分头硬拼，兵力单薄的清军有被法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再者，从台南调兵已是远水难救近火。

为此，刘铭传说：“基隆万分危迫，沪尾又被急攻，基隆无兵可分。沪尾又当基隆后路，离府城只有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商船声息稍通。

军装粮饷尽在府城，沪口除沈船之外，台脆兵单，万无足恃。倘根本一失，前军不战自溃，必至全台瓦解，莫可挽回。”

其中的意思非常明确：其一，情况危急，坚守两地已有困难；其二，沪尾的战略地位较基隆更为重要，关系到全台存亡，需尽力保守。

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撤离基隆，救援沪尾，显然是欲解燃眉之急的、唯一的最佳方案。是一种丢车保帅的策略；是一种全局在胸，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正确的战略思想。

由于基隆部队的及时增援，沪尾的军力得到加强，导致敌人连攻七天未能得手。

而且，在10月8日，当四、五百法军上岸进入清军的埋伏圈时，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分路合击法军。当场击毙法军三百余名，其余的四处溃逃。由于惊慌失措，相互践踏，法军又死伤、溺亡了一百多人。

如果刘铭传不撤离基隆，集中兵力，这一胜利是很难想象的。

这一仗，法军伤亡惨重。事后，法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曾沮丧地承认：“淡水（沪尾）失败严重。……因此我放弃占领淡水埠口，因为我们军队员兵仅勉强足供基隆之用”。

通过孤拔的这一表述，亦可力证刘铭传当时的决策的正确。事实上，清政府后来对刘铭传的重用，也是对其舍弃基隆救援沪尾行为的默许。

主要参考文献：《刘壮肃公奏议》、《光绪朝东华录》、《法国黄皮书之中法战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