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送给那些鼓吹战争的人们！

如果说二战期间欧洲的物质创伤让人难以置信，那么，战争的人命损失就更是骇人听闻。对此，任何描写都不足以涵盖其全貌。我还记得，作家汉斯·埃里希·诺萨克（HansErichNossack）曾试图描述1943年汉堡大火的后遗症：“哎，每当我回想起汉堡，我就踌躇不前。为什么还要记起呢？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全部忘掉不是更好吗？”尽管如此，诺萨克本人也承认，虽然未能为这些历史事件赋予任何意义，但目击证人和历史学家有责任记录这些历史事件。

每当落笔描写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时，历史学家总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历史学家大可以呈现原始统计数字，留待读者自行想象这些数字的含义。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曾经计算冲突各方的相关数字，涉及士兵阵亡人数、平民伤亡人数、轰炸工矿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等方方面面。欧洲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测算、估算、计算，也许正如诺萨克所说的，“试图通过数字手段来制止死亡”。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可能完全忽略统计数字，只是记录上述事件的普通目击者的亲身经历。例如，在汉堡大火后，让德国民众感到痛彻心扉的不是4万人死亡这个抽象数字，而是这些人惨遭横死的痛苦过程。关于火海炼狱的传说，关于火场飓风的传说，以及关于漫天星火点燃人们头发和衣物的恐怖传说，正是这些形象描述而不是原始数字，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无论如何，当时人们的直觉告诉我们，统计数字是靠不住的。在一座城市里，当无数尸体被掩埋在堆积如山的瓦砾之下，当无数尸体由于高温焚烧而融为尸块甚至化为灰烬时，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准确的死亡数字。无论人们使用什么方法，最多只可能窥见这场灾难的细枝末节。正如诺萨克所说，所谓信史，其实与“离题万丈……光怪陆离……无从稽考”的道听途说相差无几。

在某种程度上，汉堡大火可被视为战时欧洲的缩影。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轰炸让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但总有某些地方风平浪静地、如同奇迹地未受波及。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一样，为了逃避战火，郊区人口被彻底疏散，此后数年一直荒废。与其他地区一样，受害者来自许多国家，他们只能艰难度日。

然而，这座城市的命运，与这片大陆的命运，还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汉堡大轰炸如此恐怖，但这座城市的居民死亡人数还不到3%，而欧洲大陆的死亡率比之还要高出两倍。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确令人难以置信：3500万～4000万人。这几乎相当于某些国家的战前人口，比如波兰（战前3500万人）和法国（战前4200万人）。又或者，换言之，这个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晚上发生一次汉堡大火，持续整整1000个晚上。

这些总体数字，有时掩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英国的损失尽管相当惨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轻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30万名英国人被杀害，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1/3。与之类似，超过50万名法国人被杀害，此外还有大约21万名荷兰人、8.6万名比利时人、将近31万名意大利人死于非命。与之对照，德国有将近450万名士兵和150万名平民丧生。战争期间，仅仅是死于盟军轰炸的德国人数量，就与死于各种原因的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总数大致相当。

越往东去，死人越多，概莫能外。希腊在战争中死亡41万人，与上述国家相比，希腊的死亡人数似乎不算显眼，但请不要忘记，希腊战前人口只有700万，战争杀害了大约6%的希腊人。与之类似，匈牙利在战争中死亡45万人，几乎占匈牙利总人口的5%。在南斯拉夫，超过100万人被杀害，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的6.3%。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死亡人数大约占波罗的海国家战前总人口的8%～9%。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波兰的死亡比例最为惨重：每6名波兰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杀害，总共有超过600万人被杀害。

战争期间的绝对最高死亡人数出现在苏联：大约2700万人死亡。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字同样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例如，关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可靠的地区统计数字，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把这两个地区视为独立国家，但绝大多数估计都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死亡人数为700万～800万。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每5名乌克兰人中，就有1人在战争期间被杀害。白俄罗斯的死亡比例据说是全欧洲最高的，有1/4的人口被杀害。

今天，正如在1945年一样，几乎不可能把握这些统计数字的实际意义，而把这些统计数字形象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死亡总人数，意味着在长达六年时间里，平均每五秒钟就有一个人被杀害，但这种类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即使是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那些目睹过屠杀的人、那些看见过尸山血海尸横遍野的人，也都无法理解战争期间遍及欧洲的屠杀事件的真正规模。

或许，接近真相的仅有路径是不再把欧洲想象成尸体堆积的地方，而是把欧洲想象成痛苦沦丧的地方。当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失去了朋友或亲人。整个村庄、整个城镇甚至整个城市都被彻底抹去，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也都不知所踪。欧洲有大片地区，曾经人烟稠密、社区兴旺，此时近乎人去楼空。战后欧洲的气氛，并非表现为死亡，而是表现为离丧，那些曾经生活在欧洲的房屋、商店、街道、市场里的人们，早已离开人世。

从21世纪遥望过去，我们总会把战争结束视为欢天喜地的时刻。我们曾经看见，在纽约时代广场，水兵为女孩送上热吻；我们曾经看见，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各国士兵手挽手高声欢笑。然而，尽管在战争结束时普天同庆，但此时的欧洲其实哀鸿遍野。这种痛失亲人的感觉，既是个人的，也是共同的。当欧洲大陆的城镇和城市沦为废墟时，无数家庭和社区也都已经家破人亡。

某些人群承受的离丧之苦肯定超过其他人群，尤其是在东欧，受害最深的无疑是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口述史访谈中，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幸存者伊迪丝·巴尼特（EdithBaneth）从个人角度讲述了这种至今挥之不去的丧亲之痛。

每当想起我们失去的家人，我们的心情就永远不可能平复。家人是无可取代的，即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种失落感依然存在。当年我们举行成人礼和婚礼的时候，两家来作客的亲友可能多达五六十人。但当我的儿子举行成人礼和婚礼的时候，已经没有亲友来作客了，这就是第二代、第三代感知大屠杀的方式，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家族生活，本来他有叔叔、姑姑、爷爷、奶奶，但现在家里却无比空洞。

1945年，当绝大多数人都在计算战争期间失去多少亲友时，犹太幸存者却在计算还剩下多少亲友，而答案经常是一个不剩。在柏林犹太人的纪念册中，全家殉难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幼小孩童到曾祖父母无一幸免。在纪念册里，名叫阿伯拉罕的殉难者有6页，名叫希尔什的有11页，名叫里维斯的有12页，名叫沃尔夫的有13页。完全可以为任何犹太社区制作类似的纪念册，这样的犹太社区曾经遍布全欧洲。例如，1944年，维克托·布雷特贝格（VictorBreitburg）在波兰失去了所有亲人。“在54名家族成员中，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曾经回到罗兹，看看能否找到我的亲人，但我一无所获。”

当所有失去的亲人被叠加到一起，伊迪丝·巴尼特所说的“空洞”就不仅可以吞没整个家庭，而且可以吞没整个社区。战前的波兰和乌克兰，在数十个大城市里，犹太人都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比例。例如，战前的维尔诺，即今天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就曾经是6万～7万名犹太人的家园。及至1945年年中，也许只有10%的犹太人得以幸存。犹太人还构成了华沙人口的1/3，即总共大约393950人。及至1945年1月，当苏联红军最终渡过维斯瓦河进抵华沙时，他们在华沙市内只发现200名犹太幸存者。即使到1945年年底，当少数幸存者回到华沙时，华沙市内的犹太人也从未超过5000人。

农村地区的犹太社区境况同样糟糕。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周边的大片农村地区，犹太人口比例从13%下降到只剩0.6%。在波兰战前最封闭的农村地区沃利尼亚，当地有98.5%的犹太社区居民被德国人及其扶植的地方武装杀害。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575万犹太人被杀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最有系统的种族灭绝行动。

这些统计数字同样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除非人们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去想象。艾丽西娅·亚当斯（AliciaAdams）是波兰德罗霍贝奇（Drohobycz）的幸存者，她以毫不掩饰的言辞描述了她的所见所闻：不仅我的父母、我的叔叔、我的姑姑、我的兄弟，就连我所有的儿时玩伴、我所有的左邻右里，生活在德罗霍贝奇的全体居民都被杀害了，大约3万人，全部被枪决。我不仅看着我最亲密的家人被杀害，而且看着所有人被杀害。我每天都看见有人被杀，这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组成部分。对于犹太逃亡者和犹太幸存者来说，回到丢荒废弃的东欧地区，简直是无比绝望的体验。

著名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在乌克兰长大，但在德国入侵期间生活在莫斯科。1943年年底，当他作为战地记者重返乌克兰时，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亲友都已被杀害。他可能是最早理解大屠杀的作家之一：

乌克兰再也没有犹太人。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克列缅丘格、鲍里斯波尔、亚戈京，哪里都没有犹太人，在这数十座城市、数百处城镇、数千个村庄，你看不到又黑又瘦的小女孩眼泪涟涟，你听不到老妇人痛苦呻吟，你看不到饥饿的婴儿面如菜色。只有一片死寂，只有一片肃杀。整个民族都被残忍地谋杀了。

随着整个种族的消失，欧洲大陆数百年来最为独特的文化也一并消失了。

这是对伟大的、古老的精妙文化的谋杀，这种文化在数以千计的能工巧匠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中世代相传。这是对祖辈传承的日常传统的谋杀，这是对记忆的谋杀，这是对哀怨歌曲和民间诗篇的谋杀，这是对充满喜怒哀乐的生活的谋杀，这是对家园和墓地的破坏，这是一个与乌克兰人共同生活了数百年的民族的消亡……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的滔天罪恶，犹太人是少数几个亲身了解个中真相的族群之一。犹太人能够分析和综合所有事实，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独特视角：犹太人能够看到，集体屠杀不仅仅是地方个案，而且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遍现象。即使是犹太孩子也对此心知肚明。例如，时年11岁的塞丽娜·利伯曼（CelinaLieberman）于1942年被乌克兰一对信仰基督教的夫妇暂时收养，但她极力尝试保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每天晚上，她都会为跟随养父母去基督教教堂而向犹太教上帝致歉，因为她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了。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绝望的境况中，也还是有少数几颗希望的种子。塞丽娜·利伯曼不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战争过后，犹太人开始走出藏身之所，有些地方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数以千计的人在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中幸存。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躲藏在好心人家的地窖和阁楼中熬过战争。即使是在被毁灭的华沙，还是有少数犹太人从废墟中走出，如同圣经中的诺亚，重新踏足历经变乱的世界。他们躲藏在阴沟、隧道以及专门搭建的地洞中，从而安然度过大屠杀的浪潮，这些地方就是他们的私人方舟。或许最大的奇迹是欧洲各处集中营里的犹太幸存者，尽管人们对这个奇迹往往浑然不觉。虽然纳粹机关算尽，要用饥饿和劳累杀死犹太人，但当1945年盟军解放集中营时，还是有大约30万名犹太人得以生还。总体而言，大约有160万名欧洲犹太人设法摆脱了死亡。

战争同样造就了某些绝无仅有而且难能可贵的国家行为，尽管面对着纳粹的巨大压力，但某些国家坚持救助犹太人。例如，丹麦从未通过反犹法案，从未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从未开除犹太公职人员。当丹麦民众发现党卫队打算围捕丹麦国内的7200名犹太人时，人们齐心协力把几乎整个犹太社区秘密疏散到瑞典。意大利民众同样抵制了任何驱逐犹太人的企图，不仅在意大利本土如此，而且在意大利征服的地区也同样如此。当党卫队要求保加利亚驱逐其国内的4.9万名犹太人时，国王、议会、教会、学者、农民都坚决反对党卫队的措施。实际上，保加利亚农民准备卧轨，以阻止犹太人被转送出境。正因如此，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是仅有的犹太人口有所增加的欧洲国家。

最后，还有某些个人，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拯救犹太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比如德国工业家奥斯卡·辛德勒（OskarSchindler）早已天下闻名；但从1953年起，还有超过21700人被以色列政府确认为救人者。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尽管对犹太人不乏偏见，但还是为犹太人提供庇护。例如，有一位荷兰教士，坦率承认自己非常讨厌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让我受不了……跟我们非常不同，他们是另一个物种，或者说另一个种族”。但他还是因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而被逮捕，进而被关进集中营，他对此无怨无悔。战时和战后，希望的种子绝处逢生，不仅为犹太人，而且为全体欧洲人带来了希望。

尽管灭绝犹太人是最为引人注目、遍及欧洲大陆的种族灭绝行动，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地方性的屠杀措施。

在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政权试图在全国各地实行种族清洗，为此杀害了：59.2万名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沃利尼亚，在灭绝犹太人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杀害了数万名波兰人。在爱琴海北岸，保加利亚军队铁蹄所及之处，保加利亚人大肆屠杀希腊社区居民。在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同样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

在欧洲许多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族群直接被赶出他们所在的市镇和乡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比比皆是，皆因古老的帝国要求索回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领土。但最具戏剧性的族群放逐行动发生在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步步进逼下，数百万名德国人被赶出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在他们身后留下一座座空空荡荡的鬼城。当德国东部这些地区被作为战利品移交给波兰时，来到此地的波兰人形容此地了无生气，尽管当地的街道原本相当整洁。在某些房屋里，餐桌上还摆放着食物，仿佛房屋的主人匆匆离去。1945年春天，兹比格涅夫·奥格罗辛斯基（ZbigniewOgrodzinski）被任命为接管德国城市斯德丁的首批波兰官员。他回忆道：“到处空无一人，当你走进那些房屋，一切摆放如故，书架上还放着书，家居杂物井井有条，就是没有德国人。”

在德国东部的某些农村地区，似乎已经十室九空。1945年夏天，一位英军少将要与苏联方面谈判物资交换事宜，他描述了途经德国省份梅伦堡时的所见所闻。

行程初段是穿越拉宾斯坦菲尔德森林，然后穿越大片农田，之后才到达克里维茨。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怪异的旅程。我唯一见到的人是老气横秋的苏联红军的士兵和哨兵。田园已经荒芜，粮仓已经掏空，原野上没有牛马，也没有家禽，一片死气沉沉。在前往克里维茨的18公里旅程中，我不记得自己还见过什么活物（除了几个苏联士兵）。我没有听到鸟叫，也没有看到任何野生动物。

短短六年间，欧洲的人口分布特征经历了无可挽回的剧变。波兰人口密度下降了27%，而波兰东部某些地区甚至变成了无人区。那些历经族群融合的国家，此时经历广泛的种族清洗后，基本上只剩下单一族群。与人口的缺失同时出现的，是社区的缺失以及多元文化的缺失：欧洲大片地区成为单一族群地区。这一进程在战争结束后头几个月大大加快了。

如果说对整个社区的全面屠杀让外来者感到惊奇怪异，那么，那些生活在此地的生还者就更不知所措了。例如，法国利穆赞地区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始终未能从噩梦中完全恢复过来。1944年夏天，为了报复当地抵抗组织，镇上所有男人都被围捕和枪决，妇女和孩子则被赶进教堂，然后教堂被付之一炬。战争结束后，当局决定不再重建此地，而是在附近另建新市镇，奥拉杜尔被保留下来，一如大屠杀当天的原貌。此地如今仍然是一座死城。

同样残忍的屠杀事件也发生在欧洲各地无数的地方社区。或许最寂寂无闻的屠杀事件，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Lidice），为报复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督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遇刺，当地所有男人都被枪决。村庄里的孩子被送往海乌姆诺集中营，然后在那里被毒死；妇女则被囚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充当奴工。村庄被焚烧，被铲平，瓦砾也被清空，好让野草长满曾经建有房屋的废墟。这次屠杀的目的，不仅在于惩戒这个敢于反抗占领的地方社区，也是要彻底铲除这个社区，仿佛这个社区从未存在过。纳粹有计划地破坏这个村庄，以此作为范例，警告其他可能卷入抵抗运动的村庄。

这种彻底抹去整个社区的做法，其心理冲击绝对不可低估。1945年，在集中营被解放后，幸存的利迪策妇女返回到她们的村庄。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村庄结局如何，直至遇到村庄周围的捷克士兵。其中一位妇女，米洛斯拉娃·卡利博娃（MiloslavaKalibová），后来说起自己当时的反应：

士兵们低下头，许多人眼泛泪光。我们说：“噢不！不要告诉我们更坏的消息……”一名士兵还是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三年前所有男人都被枪杀了……就连小男孩都不放过，所有男人都被杀死了……更糟糕的是，孩子们都被毒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当她走进村庄，她发现那里“只剩下荒地”。原来的村庄荡然无存，只有在她以及幸存姐妹的脑海中，还留着丝丝痕迹。

这种地方层面的恐怖经历，与大屠杀本身同样具有毁灭性。对市镇和乡村的破坏，不仅是当地幸存居民的损失，而且是整个周边地区的损失，更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损失。借用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deSaint-Exupéry）的话来说，这剥夺了“一连串记忆……一连串传统”。利迪策，与数以千计的其他村庄一样，如同稍纵即逝的微光，湮没在黑暗之中。

如果说屠杀行为在欧洲社会的编织物上刺出某些“空洞”，那么，另外一种更为隐性的人口缺失，就同在挂毯上抽走一根丝线。最为显著也最为人所共知的人口缺失，则是男人的缺席。欧战胜利日当天，从英国各省份拍回的照片中，只见妇女和孩子在街道上庆祝战争结束，除了老人以及偶尔轮休的士兵，照片上几乎见不到男人。这些照片上的人们充满欢声笑语，因为她们知道男人离开家园只是暂时的。但在欧洲其他地方，人们就不敢如此确定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以及来自其他轴心国的士兵，战争结束时都成了俘虏，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多年以后才能回家。当然，还有数百万名来自欧洲各国的男人再也未能回家。一位英军少将在战后写道：“我们在德国走过数千英里，最为突出的事实是，几乎不见17～40岁的男人。这是一片属于妇女、孩子、老人的土地。”

在欧洲许多地方，好几代年轻女子注定孤独终老，因为当地绝大多数年轻男子已经死亡。例如，在苏联，当战争结束时，女人比男人多出1300万人。男人的缺失在农村地区最为明显，80%的集体农庄的劳动力是妇女。根据195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1929～1938年年满20岁的苏联妇女中，还有1/3尚未婚嫁。

如果说欧洲变成了妇女的大陆，那么它也是孩子的大陆。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时期，许多与家人失散的孩子结成帮派以求自保。及至1946年，还有18万名流浪儿童生活在罗马、那不勒斯、米兰：他们被迫睡在走廊过道上，要靠盗窃、乞讨、卖淫来维持生计。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教皇本人向全世界呼吁，救救意大利的孩子，“他们在市镇和乡村里漫无目的地游离浪荡，被抛弃和暴露在种种危险之中”。在法国，农民经常发现有孩子睡在干草堆里。在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东部，游击队员在丛林、洞穴、废墟中发现许多几乎饿死的孩子。1945年夏天，仅在柏林就有5.3万名无家可归的孩子。

英军中校威廉·拜福德－琼斯（WilliamByford-Jones）在柏林威廉皇帝纪念碑的裂缝里发现了一名女孩。中校问女孩在那里干什么，女孩说这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入睡之处：“没有人能够找到我。这里足够温暖，而且没有人能够爬上来。”德国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来接女孩，但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劝出来。

这些故事点出了欧洲这块编织物上的另一处缺口，父母缺席。这个问题在受战争破坏最为惨烈的某些欧洲地区尤为严重。例如，在波兰，有超过100万名“战争孤儿”，这个英美官方术语是指那些至少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孩子。在德国，战争孤儿也可能超过100万名：1947年，仅仅是在英军占领区，登记在册的战争孤儿就多达322053人。缺少父爱，或者说缺少任何男性模范，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孩子眼中也是正常现象。安杰伊（AndrzejC.）是一位来自华沙的波兰人，他在战争结束之初住过好几处难民营，他说道：“我还记得，我只见过一名有父亲的男孩，男人是稀有动物，因为那里几乎没有男人。”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3的德国孩子失去了父亲。

失去父母以及失去父母监督，有时却会意想不到地让人振作起来。例如，安杰伊承认自己的童年确实艰难，但他还是饶有兴味地回想起，他和其他男孩子在德国南部的难民营玩过的游戏。安杰伊有机会去玩一些今天绝大多数孩子梦寐以求的玩具。

我们这些孩子就像野狗一样。当时的生活非常有趣！恐惧全无，阳光普照，乐趣无穷……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枚未引爆的炮弹。我们知道这很危险，我们把炮弹放进小溪里冷却一会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我们把炮弹扔进火堆，跑到河谷对面，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我们从未想过，如果有人碰巧走近火堆会怎么样，我们完全不加思索。又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些德军机枪子弹，数量很多。我们把子弹放进别人弃置在森林的铁炉子里，塞进柴火，点燃炉子。结果非常好玩！炉子开始穿孔，直到被打成筛子！

还有好几次，安杰伊和朋友们用装满汽油的油罐搭起篝火，因为用无烟火药生火而烧掉了眉毛，他们互相投掷迫击炮弹，甚至找到并点燃了一枚反坦克火箭弹：“这也很好玩！”他最害怕的不是可能受到严重伤害，反而是母亲可能会发现他如此能耐。

有一次，他甚至走过地雷阵，为的是在德国军队废弃的地堡旁边捡拾野生的覆盆子果实。他解释道：“战争过去好几年了，地雷也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认定我们能够走过去，毕竟，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愚蠢的，也是幸运的。如果你没脑子，你就会有运气。那些覆盆子真是美味……”

安杰伊在许多方面都很幸运。他不仅避免了严重伤害，而且他还有母亲在身边。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的父亲从波兰第二军团退役，也从意大利战场回来了。对于1300万名欧洲孩子来说，这种幸运简直是种奢侈。有相当多的孩子父母双亡，及至1948年9月，还有大约2万名孤儿在等待，看看是否还有任何亲戚可以联系得上。

关于孤儿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些孤儿通常比其他孩子更加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更容易出现古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酗酒和滥用药物，他们更不自信，健康状况也更差。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代表着世界的稳定性，代表着世界的运作方式：一旦父母突然离去，他们就会失去理解世界的根基。除了经历父母离世，这些孩子还要面对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变成了漂泊不定的地方。

战争期间，整个欧洲都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可谓影响深远。这种痛失亲人的忧郁气氛，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心理特质。不仅数千万人经历过失去朋友、亲人、爱人的创痛，而且许多地区被迫面对整个社区的灭绝，而且所有民族都失去了相当部分的人口。任何稳定感都不复存在了，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

如果痛失亲人的个人容易出现古怪行为，那么，整个社区乃至整个民族也将如此。欧洲也曾经历过许多剧变，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几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剧变都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让欧洲受伤，而且让欧洲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