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实施的分封之制，一定程度上形成郡国并行的统治局面，大量侯国的设立，也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体制问题，诸侯王国、侯国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吏员，他们的身份、设置及来源等问题，应当是秦汉吏员及相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候部的吏员设置问题，也应当引起关注。鉴于此，笔者拟专辟节次讨论两汉时期王国、侯国及候部等权力体系中的吏员设置等问题。

一、两汉王国吏员

(一)两汉诸侯国的设置

两汉王国所设吏员问题，与秦末以来君主专制体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有关。秦汉之际及汉初，先秦封建政治“两度回光返照”，秦汉之际项羽的大分封，汉初分封异姓王，旋废后，又分封同姓王的历史事实，是秦汉吏员群体多元化的体制因素之一。

秦汉之际为乱世，所分封诸国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行的，也少有学者研究，在战争频繁的时代，吏员群体在王国中的具体设置应当也没有明确具体的制度。汉初，异姓分封是刘邦统治天下的权宜之计，韩信、英布、彭越等七个异姓王的分封，都与打败项羽、统一天下的政治图谋相关，待项羽势力被消灭、天下稍微稳定下来后，便铲除了这些异姓王。

为了稳定关东地区的局势，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刘邦又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形成汉朝皇帝与诸王国及侯国共治天下的局面。刘邦承认，他“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要与功臣共享天下。与异姓王“共定天下”是真，但与之共享天下显然是一个口实，分封同姓诸侯，并置大量列侯，使他们“自置吏”、“得赋敛”，在行政和财政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以便争取更多的政治势力来维护汉初的皇权。

文景时期，一些诸侯势力坐大，他们或试图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或纠合起来起兵造反，西汉王朝不仅兴兵压制反叛的诸侯，对那些礼制上有僭越之举的诸侯王，轻者予以警告，重者给予除国的惩罚。汉武帝时，通过推行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等，解除了诸侯王国对西汉王朝的威胁。之后，诸侯王国在国家政治中的分量明显下降，不再是最高统治者弾精竭虑打压的对象。

不过，从西汉国家制度角度看，分封诸侯是西汉的通制，历代皇帝大都有分封兄弟、子嗣的举措，早先分封的诸侯国只要没有谋逆之罪或触犯国法，且有子嗣可承续王位，王国可一直延续下去。谋逆除国外，在“无子”的情况下，有可能“国除”，一些之前被废的王国，后世又有可能复国，大多数王国则因王莽篡汉而“绝”。

东汉时，分封同姓诸侯的制度又得以延续，但其领地已很狭小，大多数只有一郡大小，且其官吏多由中央代置，政治上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汉的诸侯国。

从制度设定的意义角度看，诸侯王国的设置并非没有政治价值。汉初，在关中统治关东的政治格局中，同姓诸侯对于稳定天下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诸侯国国王还是皇帝的备选，诸吕之乱后，代王刘恒被选为皇帝，解决了皇权更迭时出现的危局。

从王国制度实施形成的政治传统看，诸侯王国视汉王朝为众多诸侯之上的“汉廷”，而诸侯国在行政、军事、经济等诸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些地位尊宠的诸侯王，恃宠而骄，不仅“不用汉法”，且“称制，自作法令”，可见，汉王朝给予的特权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诸侯王国的离心倾向，这为之后大规模削藩及王国官吏设置数额的减损埋下伏笔。

（二）两汉王国吏员的设置、来源

关于汉初王国的设立及其体制问题，陈苏镇先生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中，专辟一节“郡国并行及其意义”，考察了汉初的王国政治，陈先生又著文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根据陈先生研究，汉代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具有法律依据的长期存在的一种政体，王国在法律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与皇权构成“共治”局面，其“自置吏”的作法，也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汉初王国的官僚系统，与汉制大体相同，百官的设置也大体与汉朝相似。具体来说，王国中，除丞相、太傅之外，其大小官职，包括二千石官和县（道）官，主要由本国士人担任。

在王国内，官员主要由本国人担任，那么有理由相信王国的吏员也应当是本国人充任的，王国所属的支郡及县之吏员也应当主要使用本地人。至于吏员的设置，汉武帝削藩前，王国吏员的设置应当也与汉朝相似，一些吏员的名称及职事应当多从汉王朝制度。

可见，汉王国中有“郎中"，这一职事应当是郎中令的属吏，据《后汉书?百官五》，郎中的禄秩为“二百石”，尽管这说的是东汉王国郎中的情况，但也能间接反映出西汉王国郎中为属吏的事实。

汉武帝削藩以来，诸侯国或被削减，或一国分为数国，不仅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所辖之地也呈萎缩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国吏员的额设应当也呈大幅下降的态势，只是因缺乏史料，难以还原汉武帝以来西汉诸侯王国吏员设置的具体情况。汉朝中央政府对王国吏员选用有一定的规定，比如，王国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任用亡命。当然，诸侯使用亡命之人，多委其官，但也不排除任为吏员。

总之，汉初的分封制度虽有稳定天下局势的作用，但对皇权的稳定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文、景以来，血缘关系逐步与汉朝皇帝疏远的一些宗亲势力，在地方上兴风作浪，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鉴于此，文帝始，汉朝有意强化对诸侯国的管理，逐步削夺其“自置吏”的权力。

至汉武帝时，推恩令、左官律及附益法等的实施，彻底削弱了诸侯王权，使他们没有力量与中央抗衡。“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不过，西汉王国制度一直得以保留，尽管势力逐渐衰微，但仍是地方上不可小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就王国吏员来说，这些诸侯国中的具体事务，仍然由各级吏员来打理，诸侯王国势力的减弱虽对吏员群体有一定冲击，其数量随着诸侯王势力的削弱而减少，但鉴于王国内部事务仍有一定的独立性，任用本国人充任吏员，王国使用吏员处理日常杂务等情况应当一直在持续。东汉的王国则实同郡县，国相如郡守，甚至在郡守之下，王国名存实亡，其属吏的设置及数额远不及西汉。

二、两汉侯国吏员

（一）两汉侯国的设置

两汉设置侯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论功行赏的国家统治手段，但从制度史角度看，战国以来，随着贵族集团丧失拥有土地、人民的特权后，形成了封君制度，以维护中央集权体制。所谓的封君制度，就是规定被行赏的列侯没有治民权，也无领地，只能在被封赏的地域收取民户租税。

秦统一六国后，继续实施封赏列侯之制，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使他们能够享受国家赋予的优厚待遇，并因此成为拱卫皇权的中坚力量，这种带有法家思想性质的封赏制度，被认为是“甚足易制”，即一种有效奖赏功臣、维护大一统皇权的措施。

汉承秦制，也实行了封赏列侯的制度。可见，西汉设立侯国的目的也在于论功行赏，以形成与功臣共治天下的格局，并将此视为治国之“根本”。按汉制，京畿、边郡、关西之地一般不设侯国，它们往往设在王国之中。

据学者研究，汉高祖时，三分之二的侯国分封在赵、齐、楚、荆四国中，如此密集地分封侯国，其目的在于借机把四国的治民权、财税权划给列侯，通过变相削地的办法，打压四国势力。至惠帝七年（前188年），“封建侯国以削弱王国”政策进一步扩大，各诸侯国境内均有侯国分布，王国边界“犬牙相制”的政区划界体现出汉朝的地域控制构想。

文景时期，随着国家统治的稳定和户口的增长，“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列侯在国家统治中也发挥着较为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压制七国之乱时，以周亚夫为代表的京城列侯成为军中骨干，为国家稳定做出重要贡献。西汉中期以来，军功子弟或依仗祖辈权势横行不法，或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多陷法禁，陨命亡国”，封赏列侯以拱卫皇权的政治效用大大降低。

国家统治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复宠列侯子孙，仅有装点门面的意义，而无实际的功效了。东汉时，承续了分封宗室、功臣为列侯的制度，但是，列侯封户大幅减少，对他们的管制也愈加严格，列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幅下降。

两汉分封的列侯中，立有军功者占了较大比重，分封功臣的制度基础是二十级军功爵制。二十级军功爵的最高爵位是彻侯，其次是关内侯，彻侯为金印紫绶，“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为避汉武帝讳，称为通侯，或曰列侯。至于关内侯，则“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

此外，分封宗室子弟为列侯的情况也较常见。两汉分封诸多同姓诸侯国的同时，也分封宗室子弟为列侯，他们一般为庶出王子，或除国后的诸侯之子，分封的目的，都是为了安置宗室子弟，使他们享受某县、乡民户租税。一些诸侯国王也有可能降为列侯，使其丧失或减少辖地，以示惩戒。

比如，昌邑王刘贺被霍光选为皇帝后旋废，贬为海昏侯，这集中体现了皇权与以霍光为代表的势族之间的权力博弈，也反映出诸侯王乃至皇帝降为列侯的历史事实。从侯国设立的大小看，西汉国家设立的侯国一般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有些列侯仅食邑一乡，但都是离故县而独立侯国。其次，除有县一级的侯国外，还有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等，都乡侯以下不独立侯国。

（二）侯国吏员的设置、来源

秦汉列侯一般居于京师，国家赐其宅第，其封地上的租税转运至京城以供使用。秦及汉初，中央设主爵中尉管理列侯，后改名为都尉，武帝列侯更属大鸿胪。汉文帝时，为防止列侯把持朝政，“令列侯之国”，就国的列侯还要受到郡尉”监督，不得“擅兴”，更不能与诸侯王私通。

西汉前期的列侯有“自置吏”和收：取租税的特权，汉武帝时，“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即中央直接派列侯相管理侯国事务，且侯国相并非侯的臣属，而受郡守的辖制。这就意味着汉武帝以来，侯国不再设官属，只设一些家臣。

彻侯之国设吏员家丞、庶子、门大夫、行人、洗马，他们主要从事“主侍侯、使理家事”之事，尽管文献中称为“五官"，但从其官名及所主之事看，应当是列侯府的吏员。西汉中期以来，列侯的设置及其功能往往要服从于君主专权的总体制度设计，列侯的地位与作用也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吏员的设置也有一个减省的过程。至光武帝时，食邑千户的列侯才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者“不置家丞"，且都“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

具体来说，家丞是侍奉列侯、主理家事的属吏。从史籍所载看，家丞一般处理上奏、转达之事。或许侯国家丞也为三百石吏，不过，东汉以百石为官与吏的界限，如若列侯家丞为三百吏，那么，从禄秩角度，他们显然是官不是吏，但从其职事看，是典型的属吏而非官员，这或许是汉代官员与吏员区分不甚分明的一个例证。庶子也是侍奉列侯、主理家事的属吏，史籍也载有列侯属吏庶子的一些情况。

总之，秦汉侯国的设立是为了奖赏功臣、安置宗室，以拱卫皇权。起初，列侯府有较成系统的官属制度，列侯属吏的设置也较齐备。汉武帝以来，随着侯相等官职的裁撤，列侯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呈下降态势，侯国仅设属吏处理日常事务，属吏的设额也有所减省，至东汉时，不满千户的列侯不再设置家丞，且都减省行人、洗马、门大夫。

由此可见，列侯吏员的设置有一个明显的前后变化过程，这与秦汉时期的国家统治基础及统治思想等的前后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利用侯国拱卫皇权统治策略的改易，侯国属吏的设置必然会减少。

至于侯国属吏的来源，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大致可以概括：侯国拥有“自置吏”之权时，侯国吏员可由列侯自行辟除，这一权力被废止后，侯国吏员的辟除权未必掌控在列侯手中，尤其是到了东汉，侯国的置吏权可能收归大鸿胪，至于侯国吏员的地域来源，史籍也未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