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是是三国历史份量很重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对峙，最终曹操撤军，刘备全据汉中和益州加上荆州，刘备的事业达到巅峰，同年夏天，坐镇荆州的关羽尽起精锐进攻襄阳，前期战事的顺利，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紧接着孙权背盟，吕蒙袭取荆州，关羽被擒，荆州丢失。

襄樊之战失利，关羽被擒杀，南郡、零陵和武陵郡三郡落入东吴之手，东吴从此占据荆州六郡，不仅增加了地盘，而且还“全据长江”，进一步巩固了下游东吴政权的安全。

刘备集团丢失荆州三郡，损失极其惨重，首先，蜀汉从此失去了东面北伐的大基地，使得隆中对成为虚话，其次，荆州的军队和人才基本上是损失殆尽，再者，孟达叛变投魏，导致丧失上庸等地，最后，蜀汉在襄樊之战的惨败，直接导致了后来刘备讨伐东吴的夷陵之战，使原本就弱小的蜀汉政权雪上加霜。

可以说关羽的北伐行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么《三国志》里面也没有记载关羽北伐襄樊到底是擅自做主还是刘备授命？我们翻开史书解开这一谜题

一般战争史把关羽开始攻打襄樊的时间定为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北攻襄阳呢？不少人认为是关羽擅自自作主张，依据诸葛亮《隆中对》的规划，关羽的行为不符合《隆中对》“天下有变”的条件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刘备拿下汉中，依据地形可以与曹操长期对峙，曹操在损失较大的考量下撤军，所以不需要关羽从荆州出兵来缓解西线的压力）。那么关羽北伐是真的自作主张吗？

关羽北攻襄阳，并不是自作主张，关羽也不可能不请示刘备直接出兵，相反这正是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

针对此事，我们只需要阐述两个问题一是在关羽北伐前到底有没有与在益州的刘备有无沟通？二是关羽北攻襄阳与刘备的整体布局在战略意图上有无关联。

《三国志先主传》里记载，刘备在公元219年五月拿下汉中后，派遣刘封、孟达、李平攻打上庸，当时刘封与孟达不在一起，参加完汉中之战的刘封从汉中的南郑东下孟达从荆州的秭归北上，很明显刘封与孟达的行动是刘备的一个整体部署。

孟达受命从荆州的秭归北上攻取房陵，之前，法正与孟达各领两千兵赴荆州，后来法正跟随刘备入蜀，孟达并领法正之兵，留守江陵，刘备拿下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屯秭归。与此同时，刘备拜关羽督荆州事，全权提领荆州，此时身为宜都太守的孟达应受关羽节制。

到公元219年11月时陆逊攻打宜都时，“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也就是说孟达北上后，刘备任命一个叫樊友的为新的宜都太守，刘备令孟达北上攻取房陵引起荆州的人事变动，这样的事刘备不可能不跟督荆州的关羽沟通，也不可能不就孟达北上的战略意图跟关羽沟通。

因此在关羽北伐襄樊前，刘备对东三郡的行为，实际上已跟荆州的关羽发生了关联。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具体的细节，但《三国志》有记载，刘备称汉中王时，关羽的名字赫然在上表的名单之列，而且在刘备称汉中王后也就是在公元219年秋天派费诗去荆州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而此时的关羽已经兵临襄阳城下。

从关羽起兵北伐，刘备汉中称王，在派人赋予关羽假节钺的权力，这些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关羽北伐襄樊，刘备是知晓的，刘备也一直与荆州的关羽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关羽北伐襄阳，显然是得到了刘备的积极支持的。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按汉魏之际的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将军而假节，“得杀犯军令者”。此时刘备集团中，除关羽外，假节者只有左将军马超、右将军张飞。假钺则更是权重已极。黄钺本是“恭行天罚”的王者之器。武王伐纣，誓师于牧野，右手秉白旄，左手杖黄钺。故为臣子者只能是假钺。《宋书》百官志对汉魏以来假钺的情况总结说，“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假钺确实“非人臣常器”。

在整个蜀汉的历史上，假钺者只有关羽和诸葛亮。但诸葛亮在拜丞相时，只是假节；诸葛亮假钺，是在建兴三年（225年）春征南中时；建兴五年（227年）春，诸葛亮出屯汉中以事北伐，后主下诏曰“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

可见在蜀汉历史上，并非根据地位，而是在有事于征伐时，才假钺。人臣而假钺，意谓代行王者之诛。九年前，刘备刚刚得到南郡，即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关羽或许已为攻襄阳而筹备经年。此时，关羽北攻襄阳，刘备假关羽以节钺，此事不可能由费诗临时承制而授，显示刘备不仅事先知道，更将此举视为代自己行王者之诛，作为刘备称汉中王后“扑讨凶逆”的行动体现。

刘备在得汉中后的主要军事行动就是部署攻东三郡。这与关羽攻襄阳在战略意图上有什么关联呢？《蜀书·刘封传》载，孟达攻下房陵后，将进攻上庸，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孟达自此受刘封指挥。孟达自房陵向西，刘封则自汉中沿沔水东下，途经西城郡，再从堵水南向，始达上庸。刘封和孟达会攻上庸，曹操所置上庸太守申耽举众投降。刘备以申耽为征北将军，继续领上庸太守，以申耽弟申仪为建信将军，领西城太守。至此，西城、上庸、房陵——历史所说的“东三郡”——落入刘备的控制之中。

西城郡，治今陕西安康；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在西汉时都是汉中郡的属县，属益州刺史部；东汉末，始升格为郡。三郡与汉中南郑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汉水：西城就在汉水边上。沿汉水东下，经由汉水支流堵水可达上庸，经由汉水支流筑水可达房陵。这样，三郡借汉水而连成一片，经由汉水，向上可延伸至汉中南郑，向下可延伸至襄阳。

刘备在取得汉中后，旋即派孟达、刘封分别从荆州的秭归和汉中的南郑两个方向，以对进的方式拿下房陵、西城和上庸三郡，其战略意图显而易见：即通过控制东三郡而衔接荆州与汉中，以使荆、益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今后无论是求更稳固地“跨有荆益”，还是以后从事北伐，其态势都会更加有利。

东三郡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东三郡而联结荆州与汉中，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却是汉水；汉水在流出秦巴山地后，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即为襄阳。从襄阳沿汉水干流，可通江陵、江夏方向；沿汉水的几条支流，向北可辐射南阳盆地的诸战略据点。

如果说汉水是汉中与荆州之间的联系纽带的话，那么，要想拉起这条纽带，从而撑开一种局面，却有赖于控制这条纽带两端的重要战略据点：南郑和襄阳。因此，如想通过东三郡而联结汉中与荆州，就必须占领襄阳；如不控制襄阳，则东三郡在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衔接作用将大打折扣。

从刘备集团在建安二十四年夏天的一系列行动看——刘备在那年五月占领汉中，随即动用荆州和汉中两方面的兵力以攻占东三郡，而关羽北攻襄阳之师差不多是紧随而出——关羽在那年七月间率军北攻襄阳，应是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而不是关羽自作主张。这个阶段性布局就是打通经由汉水而连接汉中与荆州的通道，以求荆益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系。

大家倾向于以《隆中对》的战略规划来衡量关羽攻襄阳之战，可能跟该战的影响有关。关羽北攻樊城、襄阳，开局非常顺利。入秋后，他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遂围曹仁于樊城，围吕常于襄阳。中州一带也出现骚动。《蜀书》载，“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这样的影响，不免让人倾向于从中原方向去展望关羽的目标所指，进而联想到关羽是不是已经在“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关羽北攻襄阳，连同刘封、孟达攻占东三郡，旨在打通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联系通道。为这一目标收最后之功的，便是攻占襄阳。

所以说关羽北伐襄樊并不是自作主张，而是配合刘备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这个阶段性布局就是打通经由汉水而连接汉中与荆州的通道，以求荆益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