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冤案”，实际上商纣王绝对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

“暴君”实际上是对纣王形象的歪曲，更是小说和影视作品惹的祸。

《史记》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不仅高大威猛，力量无穷，还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

对商纣王的“翻案”之说，并非钱文忠教授的独创。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就有了与之相似的观点。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时感慨道：“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殷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

毛泽东替商纣王“翻案”的主张，与历史学家郭沫若《青铜时代》一书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青铜时代》是针对胡适先生《说儒》而写的。胡适通过研究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没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他强调，殷纣王对我们民族发展有不可淹没的功劳。

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尚书·泰誓》记载，商纣王征服东夷所得到的俘虏，其数量是相当大的，而殷商的士兵损耗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这就导致周武王乘虚而入时，纣王的俘虏兵阵前“倒戈”的悲剧。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的谈话中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商朝历时600余年，殷商历时273年，为商的强盛时期。这时，它周围的一些部落和方国大多停滞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

商朝末年，夷人逐渐强盛，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多次对岛夷和淮夷进行过反击作战。商纣王即位以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花费了很大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使商朝的势力扩展到了长江以南的福建沿海。

商纣王灭了东夷，才把领土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才铲除了商朝的祸患，保卫了国家的安宁。

商纣王经营东南之后，中原文化传播到这些地方，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

商纣王时期的统治区域，已经拥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达17个省区之多，从江西、江苏、湖南、陕西、四川出土的大量商代遗物，就是生动的历史证明。

先有商纣王的17个省区的初步统一，才会有秦始皇36郡的大统一，商纣王是最早统一中国的帝王，他的功劳大大超越周武王。商纣王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探讨商纣王亡国的原因

毛泽东认为商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俘虏太多，消化不了。

1959年2月25日，他在济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约公元前1122年左右，周武王联结商朝内部的反叛力量，乘商朝主力军远征东夷未归、内部空虚之时，率军向商朝大举进攻。

商纣王由于对外战争中屡获胜利，麻痹轻敌，以致当周师渡过孟津，向商朝国都朝歌进发时，才慌了手脚，急促地把大批的奴隶和夷人俘虏武装起来，和守卫都城的军人一齐开赴前线。

两军在牧野相遇，列阵决战。商朝军中，有很多人是来自羌族的奴隶和东夷人。而周军中，除了周人之外，还有羌族军队。当时民族性很强，本民族之间决不会相互争斗残杀。周武王利用这点，在两军对阵时，让羌族官兵，向商军中的同族官兵喊话、劝降，开展政治攻势，商军中的这些奴隶兵看到故国之旗，听到熟悉的乡声，纷纷临阵倒戈。东夷俘虏更是离心离德，商军阵线大乱，剩下来的仅是殷族的官兵了。

在国家危亡关头，纣王亲自上阵挥杀，终因寡不敌众，商朝军队全军覆没。商纣王最后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朝灭亡。

毛泽东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其实，商纣王的坏人、“暴君”形象，是周朝以后几千年逐渐塑造起来的。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甚至有的若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

“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这里的“小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费中、飞廉和他的儿子恶来。这些人由于坚决地执行纣王的革新路线，而受到奴隶主贵族守旧派的恶毒攻击。

恶来政治警惕性高，善于洞察反动奴隶主的阴谋活动，积极协助纣王清除内奸，反动派就诽谤他善谗毁。

恶来的父亲飞廉则是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曾奉纣王命令，远征东夷，立了很大的战功。

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

周朝人给商纣王“泼脏水”并不厉害，真正把纣王摸黑的，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口无遮拦的学者。

循着历史前进的轨迹，就可以看到“脏水”是怎样一点点泼到商纣王的身上去的。

春秋时期，商纣王的罪状只限于“比干谏而死”。

到了战国，屈原说比干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

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比干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

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医生说，纣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

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恶行，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男女裸奔其间”。

西汉的刘向，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

到了东汉，纣王已经黑无可黑，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

到了晋朝，皇甫谧把鹿台的建筑高度，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又为纣王和妲己设计了一个热铜斗，让商王朝的“犯人”举着。

明代文艺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变本加厉地为商纣王罗列了“十大罪状”，以故事性的夸张手法，把商纣王写得一无是处。

至此之后，商纣王成为昏庸无能、荒淫无道、残忍暴虐的衣冠禽兽。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最怕处于纣那样的不利地位，什么坏事都堆到他一人的头上，就像地势低下的污水池，什么脏水都朝那儿泼。

战国思想家孟轲，还从正面肯定，商纣王有善政，并且不相信武王伐纣的情节。他说：商纣王离武丁年代时间并不长，武丁流传下来的好风俗、好政治，都还存在。“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对于武王伐纣一事，只信它两三分，其他都不相信，既然周军所向无敌，那怎么会战争中流的血能将石臼中的椎杵漂起来呢？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文认为：现代传说的商纣王的罪过，是层层积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列女传》，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罪状”，多为不实之词。

商纣王一无是处的形象，随着影视剧的传播早已经深入人心，作为普通的百姓，相信没有几个人会去深究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加在商纣王身上的所有罪行，如今也不过是人们消磨时间的话题罢了。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哪怕过了几千年，历史的真相总会慢慢浮出水面，他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建立的功勋永远不会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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