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儒学与政治的成功联姻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它不像某些历史剧，随意发挥，而是取材于《史记》和《汉书》，真实感强，再现了西汉时期东方大国在内忧外患中崛起的壮阔场景。汉武帝16岁少年上位，做了54年皇帝。在位期间，他以铁腕闻名，清算了2位皇后、1位太子、6位丞相。他在文化思想上一改韬光养晦、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代之以儒家之道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敢于破格用人，任廉吏，严刑法，税盐铁，一货币，均输平准，算缗告奸；在外交上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东抚蛮夷，开通丝绸之路，开疆拓土，第一次将汉帝国的军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些事件在本电视连续剧中都有演绎。

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汉武帝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雄才大略。正如自己所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要成就非常之功，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加强皇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化“大一统”。儒学正是在这个时候正式走上历史的前台。

大家知道，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屡屡受挫，一直不被当政者看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儒学推崇的尧舜周公之道，只是上古三代以来政治经验的总结，时代变了，就不能死守老一套的经验。荀子批评儒家里面有大儒、有俗儒、有陋儒，其实已经说得很直白。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的社会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与此对应的是文化思想的多元。比如说，三代是分封建邦，是“封建制”，秦代以后是郡县制；汉初的“七国之乱”证明分封制行不通，中央的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三代以来是世卿世禄制，秦代以后是官僚制；三代以来是礼治、德治，但是，纯粹的礼治、德治能够治好天下吗？儒学要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就必须有针对性地作出调整。董仲舒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让儒学与政治成功联姻，变成大一统政治的指导思想。董仲舒也由此而被尊为“儒林之宗”，成为汉代儒学的一代宗师。

二、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三次对话

董仲舒的出生于汉代的广川郡，他的家乡位于今天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唐代以前的历史名人多出生在北方。比如，孔子在山东、荀子在山西、韩非子在河南、孙武在山东、墨子在山东、老子在河南、庄子在河南或者山东。那个时候的南方，还是不开化的南蛮之地，名人很少。

董仲舒当时的专业是儒家的“春秋学”。要注意，儒家的传承一直没有中断。它在没有“扶正”以前，也就是在没有取得官方的认可以前，信徒还是很多的，毕竟儒家的“六经”一直是三皇五帝以来历代政治经验的总结，当政者即使不以儒家为宗，也不可能弃之如敝屣。秦始皇虽然用法家治天下，但他在公元前219年，率领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搞了一次“封禅”大典，封禅就是儒家的一种祭祀天地的仪式。汉代初年以黄老治天下，而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宫廷礼仪，刘邦才始知“为皇帝之贵”，体验到当皇帝的面子。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路到曲阜“以大牢祠孔子”，这里的“大牢”读“太牢”，指祭品的规格，在古代是天子祭祀社稷时的标准。刘邦用这个礼节来祭祀孔子，非同一般，说明他对孔子的尊重。

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期的春秋学博士。这个人自制力特强，做学问太用功，以至于“三年不窥园”，连续三年都没有心思去看家中的花园，这似乎有些夸张，但他的学问确实做得可以。正所谓“时代造英雄”。当时正值汉武帝想改变祖宗成法，窦太后还没有去世，朝中大臣更是观望。于是，汉武帝想了一个办法：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就是以特殊的方式破格提拔人才，给他出谋划策。这些“贤良文学”之士有100多号人，其实就是皇帝的一个“智库”，或者叫“智囊团”。里面搞什么专业的都有，有研究商鞅、韩非学说的法家人物，也有研究张仪、苏秦之学的纵横家人物，当然也有儒家学者。这些人确实能言极谏，什么都敢说，就是说不到点子上，汉武帝很不满意，唯独这位董仲舒，深得汉武帝的口味。

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决定废弃黄老道家，也不用法家，代之以用儒家来治国。但是，到底如何用儒家，他心理没底，于是，汉武帝用“策问”的方式，与董仲舒进行了三次对话。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发挥了孔子的正名、仁义、五伦等等思想，配合法家、阴阳家的学说，提出天人感应、刑德并施、兴太学、选明师等等主张，特别是在他的第三次对策中，明确提出：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里的“六艺”就是儒家的“六经”，“孔子之术”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董仲舒认为这些才是政治的正宗所在，而其他各家的学说都可以休矣。这确实适应了汉武帝思想大一统的需要。

在儒学史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颇受正统儒者的差评，说他不是“纯儒”。但是，只要琢磨一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的《贤良对策诏》，就会明白董仲舒的“儒术”不可能回到孔孟那样原始儒学，因为汉武帝给董仲舒出的是一道“命题作文”：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救助）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劳累），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汉武帝的策问，意图明显，就是要以儒学治天下，他本人也希望成为儒家的“圣王”。但是，要实施儒学治国，还必须回答：

（1）儒家的先王之治为什么在后世衰微不振？

（2）受命于天的征兆、灾异之变如何解释？

（3）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保证？

这些时代性的重大问题，显然超出了原始儒学讨论的范围。董仲舒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立足《春秋》大义，成功地回应了汉武帝“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的要求。

汉武帝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下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把董仲舒的对策概括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后来，民国时期的易白沙总结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意，这三种表达有细微的差别。

汉武帝确实是一个“非常之人”。这么重大的政治决策，他不是通过什么御前会议，而是绕过百官，直接跟董仲舒你来我往、写几篇文章来商量，最后下诏“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按照身份，董仲舒当时只不过是一介“贤良”，相当于智囊团中的首席专家而已。实际上，汉武帝虽然欣赏董仲舒的决策，却没有重用他为官。不过也好，因为董仲舒没有做大官，所以成就了他的大学问，《春秋繁露》就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

（选自立夫讲国学之《董仲舒：儒学与政治联姻的第一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