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听说叛军首领为当地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将其擒获，之后领他参观蜀汉军营，问他：此军如何？首领不服，说：“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才会败。今天你让我看了你们的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诸葛亮便把他放掉，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结果又被擒，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后，首领说：“公，天威也，南人再也不反了！”--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诸葛亮七擒孟获桥段。

对于这一段的故事，史家裴松之、司马光等人都对此极尽赞美之辞，诸葛亮立志北伐，为巩固后方，亲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经七擒七纵收服孟获，以这种攻心战成功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但这个故事在《三国志》这本权威史著中却没有记载，甚至连孟获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么诸葛亮南征是否有收服孟获这个人，又是否真的经历了“七擒七纵”呢？

我们先看是否历史上真的存在孟获这个人，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对于他平定南中的记载仅为十二字，即：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除了上述十二字记载，在《三国志》的其他章节中，有关南征的零星记载也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

因此，有人就此认为，其实孟获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很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一个虚构人物，而且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七次，这并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特征，也不符合战争常理，分明就是浪费资源。

那么，是否就此认为，孟获是个虚构人物呢？对于《三国志》，史学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三国志》中的有些记载过于简略，漏掉不少珍贵的资料。

与《三国志》同时代的另一历史著作《汉晋春秋》里，就有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记载，时间相对较晚的著作《华阳国志》、《水经注》也提到了“七擒孟获”。

据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资料，最早可追溯到唐宋，都有关于祭祀孟获的历史。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有一座“孟孝琚碑”，此碑出土于清光绪27年（1901年），上面记载汉代南中最著名的两大姓，其中之一就是孟姓。

在西南诸省也有不少祠庙祭祀孟获，在西昌县的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都设有孟获像祭祀。在民间的五显埴神中，也有孟获像，被称为“扫坛蛮王”。

因此，对于孟获其人，虽然《三国志》没有记载，但对于其人，史学家大多倾向于他是存在的，只是生卒年无法考证。

如果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

诸葛亮“五月渡泸”，仅四个月左右便平定了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到“秋，遂平四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诸葛亮的时间是很紧张的，他一边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四个月时间完成这么多的事情，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诸葛亮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与孟获玩“过家家”？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此有学者认为，“七擒七纵”在时间上不可能。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国时的南中在当今的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和四川东南部，古称“夷越之地”。

诸葛亮当时从成都，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四郡俱平，即越隽、建宁、牂牁（zāngkē）、永昌，之后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四川庆符），十二月就回到成都了。

从他的路线来看，诸葛亮没有到过滇西，但关于他的民间传说却多在滇西。比如《滇云纪略》有载：七擒孟获之说，一擒于白崖，即大理白族自治州；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即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即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fán）蛇谷。

而以上这些地点几乎全在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从诸葛亮的南征行踪来看，他其实并没有到过这些地方，那么就更谈不上在这些地方“七擒孟获”了。

那么也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七擒七纵”孟获这个故事实际并不存在，之所以会在民间流传，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地百姓对于诸葛亮实施的“南抚夷越”政策十分拥护，进而对诸葛亮发起了个人崇拜，一些其他人的事难免会张冠李戴。

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以至于后来一些史学家也认可了。

从上述分析来看，孟获这个人物存在的可能性极大，但关于诸葛亮的“七擒七纵”故事则发生的概率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