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最艰难的不是蒋介石围剿，而是中国内部出现矛盾，王明、博古的左倾主义，差点葬送了红军仅有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博古的表现，却出人意料，多次支持中共中央。

从这里来看，博古的左倾行为，只是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并没有改变他的党性。

第一个表现，遵义会议之后，严格服从组织决定，交出手中的权力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贵州边境，开始转兵的时候，为了遏制左倾路线的影响，党中央自己开始研究，内部核心人员职位变化的问题。

最后决定，在政治局常委分共上，由洛浦代替博古，行使书记之权。

而这个时候，就有人从暗中挑拨，让博古不要把权力交出去，否则后果难料。可没有想到的是，博古的态度十分的坚决，丝毫不受外界的挑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并主动将其掌管的所有中央资料，印章全部交给洛浦，让红军在长征中，完成了这次领导权的顺利交接。

第二表现，对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给予了盛赞。

1935年，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这里也是石达开折戟沉沙的地方，红军到底此地之后，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党中央正确的决策下，红军通过顽强的战斗，胜利渡过大渡河。这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又一次重大的胜利。这次胜利，对博古的冲击很大，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师去》高度的赞扬了这一场胜利。

在文章中，博古这样写道：在数倍的优势之下，敌人并没有拦下红军的队伍。我们胜利的飞跃了石达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历史上的奇迹。

文章中还特别地指出：这场战役，展示了红军在军事山的机动性、灵活性，没有无产阶级的太平天国失败了，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个表现：当面指着张国焘，错误的路线

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之后，1935年6月，顺利于红四方面军会师。

可是，张国焘同志，在两军会师之后，关于战略方针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中央军委致电，令红一、四方面军，应该向岷江、嘉陵江附近发展，从而慢慢占领陕甘川地区，从而创建革命格局地。

而张国焘，却提出不同的意见，对革命形势充满的悲观的预测，主张“西进”政策。在各个会议上提出，川北地区环境复杂，红军给养难以保证，并且岷江江宽水急，不利于红军的行动，坚持向西或者向南挺进。

为了能够统一思想，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这一次会议上，博古挺身而出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支持中央北山的决策。

博古很生动地反驳道：红军西进，就像一只麻雀，飞进了阴沟之中，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北进才能博取一条生路。

在以后的行动中，博古坚持反对张国通的分裂主义，因此遭到张国焘的嫉恨。在最后时期，张国焘开始分裂中央的时候，博古和洛浦站在一个战线上，直接减张国焘开除中央委员会。

博古的一生，其实就在王明时期，出现过短暂的左倾主义，可是后来经过自我解剖，逐渐意识到错误，知错能改，为党做出了不少贡献。

1946年，博古在乘坐飞机，返回延安的时候，飞机失事遇难。党中央对其作出了极为中肯的评价，称博古为：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人民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