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

这句话出自《大唐新语》，是唐朝宰执源乾曜问同僚张说学士与侍郎到底哪个官更好。

自古以来，凡是进入仕途走进体制内的人，在踏进围城的那一刻起，心里都会有一杆秤：

“什么官好，什么官有前途”。抛开官位不说，官职的好坏、是否清流，往往决定了仕途中人一生的高度。而上面源乾曜问同僚张说这一则记事，很有启发意义。

故事记载如下：

贺知章自大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时源乾曜与张说同秉政，乾曜问说日：

“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

说对曰：

“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源乾曜和张说同为宰相，一天见到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同时“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源乾曜不禁问张说：

这两种官，“何者为美？”张说的答案是“二美之中，此为最矣”：两官都美，只是集贤学士更美、最美。

这个答案，很可能会让现在的我们有些惊讶，因为今人常好以官品来衡量人的官职。礼部侍郎是正统又正规的正四品下高官，集贤学士只是个使职（一种皇帝特使，带有临时派遣性质，不在编制之中），一种“不正规”的职位，甚至连个官品也没有，怎么会更美？似乎很不入流，但没想到张说竟说此官为二美之“最”！

张说以一个唐人的身份，又是宰相，他的话当然最有份量，最具“权威”。其实，源乾曜也是宰相，在官场上应当也见多识广，不会不知道“何者为美”，或许只是想求证于张说罢了，或想请张说“点破”个中奥妙。果然，张说没有让他失望，说得头头是道，令人叹服。

他说，

侍郎“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然而他又加了一句但书：

此官“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相反，集贤学士“怀先王之道”，接近皇帝和皇权，不但要有杨雄和班固那样的“词彩”，还要兼备子游和子夏那样的“文学”才行，任官条件更为严苛。

这段话不但展现了唐代一个宰相对此两官的看法，也透露了唐代上层社会有一种很深的“文学崇拜”：

有“词彩”，有“文学”者，可以占尽优势，而且是仕途上的优势。

张说本人就是唐前期的“大笔杆子”，靠着他的文采一路扶摇直上，当上宰相，称雄于唐玄宗时代的政坛和文坛。他也曾经在集贤院当过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十分清楚此院学士的崇高地位。

像《大唐新语》这段精彩的记载，它所透露的讯息，是我们在正史中所领悟不到的。但这样的知识，对仕途中人看破官场规则却有极大的帮助，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官场的运作，士人的期望和他们做官的理想，帮助很大。这则纪录凸显了唐朝官场（或者说中国官场）为官几点规则：

第一，唐人对于为官者，更重视是否接近权力。一个士人做的官是不是“清望”，是不是接近皇权，这些才比较重要。如果做的是技术官僚，如太乐令之类的乐官，或司天监那样的天文官，或闲散的官职，如散骑常侍和太子宾客之类，即使官品再高，却都不是士人看重的。

第二，唐人喜欢“品头论足”般点评同僚所任官职的清望、轻重等等，并不是光看官品（类比现在的职级）的高下。他们看重一个人的仕宦经历，并常以一个人的官宦，即为官是否为清流之官，哪一系统上来的来品评他的人品和地位。

第三，唐人喜欢结交“有权势者”，有了“权势”才能入高层人事的法眼。这个“有权势”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即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日婚。二日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其实就是看他的家族和人脉。

第四，在唐朝当高官，当大官，必须是笔杆子出身，有一手好文采、好文章、好书法。唐朝开国枪杆子虽然出政权，但在王朝相对和平阶段，尤其是组织建制较为完备的时候，官场的“专业素养”：能写，才是日后发展的基石。

以上这四点，唐人如此，其后的宋元明清，乃至历朝历代其实都是如此。

在成为皇帝身边的学士顾问之前，贺知章可以说已经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省部级京官了，但依旧不会入高层们的法眼，一个侍郎之官根本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而任职为连个官品都没有的学士，即皇帝顾问，马上引起了大官们的背后嘀咕，中国官场的权力下的世态炎凉此刻便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事事不能说绝对，但一些权力规则，是永远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