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吕夷简罢相后，宋仁宗任命晏殊和章得象共担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富弼和韩琦为枢密副使。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人走马上任之后，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也拉开序幕。

群臣

然而仅过半年，朝廷中就刮起了朋党之风，且愈演愈烈，新政也在朋党的争议中匍匐前进。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谋反案，让庆历新政转瞬之间被埋葬，这就是有名的富弼谋反案。

据说对庆历新政非常支持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与富弼关系极好，他和富弼经常有书信来往。在他的一封写给富弼的信中，曾建议富弼行“行伊、霍之事”，即效仿商朝名臣伊尹和西汉权臣霍光。霍光是汉武帝去世前留下的顾命大臣，曾有废立皇帝的经历，石介让富弼学霍光，岂不是让富弼废掉宋仁宗吗？这就是谋反，传言石介甚至连废帝诏书都写好了。结果书信泄露，谣言四起，朝堂朝野，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没有表态，但牵扯到此事的富弼、范仲淹均请求外调，离开京城。两人的离京，使得庆历新政摇摇欲坠，再加上后来韩琦、欧阳修也相继离开京城，庆历新政就逐渐被废。

宋仁宗

在富弼、范仲淹等人主持庆历新政之际，却出现这种谋反案，如果说这案和新政没关系，恐怕也没人会相信。据记载，富弼谋反案是由夏竦暗中操作的。夏竦得到石介的信，让使女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信中“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意义大不同。周是指周朝名臣周公旦，即石介让富弼要好好辅佐宋仁宗，成就忠君良臣之名。夏竦本来是要就任枢密使一职的，因宋仁宗执意变法，以改革派的杜衍取代他任枢密使。夏竦因此痛恨改革派。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宋仁宗

可是，如果细看这件事的过程，却能发现很多疑点，以至于让人纳闷：夏竦是怎么操作的？

1.使女能模仿石介的笔迹吗？古人素有字如其人的说法，即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字。石介是北宋时代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造诣极高，他的笔迹岂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能够临摹得了的？让夏竦自己去模仿，他都做不到。即便模仿，以富弼对石介的了解，这笔迹一看便知是假的。

2.如何只修改信中的一个字？古代又没有涂改液，如果修改信中一个字，不可能不留下痕迹。除非夏竦是让人把整封书信都完全地抄了下来，只改了其中一个字。

3.夏竦又是怎么得到这封信呢？书信往来一般是双方分隔两地，才需要书信联系。庆历新政期间，石介和富弼同在京城，有什么事直接见面说就是了，何必费劲写书信？如果此信写于富弼在外为官之时，那时夏竦与改革派还没有矛盾，他诬陷富弼和石介又有什么用呢？再回这个问题，就算石介给富弼写信了，夏竦又是怎么拿到的？

捋一下以上几点，我认为石介给富弼写的信和诏书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夏竦让使女改信的事情，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谣言。想来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某天，大街突然有人谣传，说石介给富弼写了一封信，信上有“行伊、霍之事”，石介还伪写了诏书。这个谣言随风而飘，飘到朝堂之上，飘到宋仁宗的耳边。富弼的政敌们如获至宝，纷纷以此弹劾富弼，并牵连到整个改革派。只是信和诏书呢？恐怕没人见过。

韩琦

《宋史》：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

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宋仁宗的态度了，宋仁宗当然不可能凭一个谣言就认定富弼和石介想谋反，否则宋仁宗会第一时间让人抓捕石介和富弼，再让人详查此事。宋仁宗对言官们的弹劾不加理会，就表明他认定此事因新政而起，有人炮制此事，为的就是打击改革派。但宋仁宗也没有压制言官们的弹劾，这也反映他对新政已经由最初的支持到现在有一定的疑虑。

宋仁宗的疑虑来自于以下几点：

范仲淹和韩琦

1.改革至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让宋仁宗失去耐心。宋仁宗一开始支持新政就表明他意识到宋朝存在冗兵、冗官、冗费三大问题，他才会立志改革。半年过去，改革成效不大，这也难怪，像这种政治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累沉淀，是无法看到成效的。

2.改革派确实是在结党，让宋仁宗起了疑心。在富弼谋反案之前，改革派已经多次被弹劾结党，宋仁宗曾当面问范仲淹：“以前都是小人结党，君子也会结党吗？”范仲淹回答说：“朝廷之中也有小人结党和君子结党，皇上应该明察，君子党是为善，对国家无害。”范仲淹这个回答坐实了自己和富弼等改革派人物确实是在结党，只是表明自己结的是君子党而已。后来欧阳修写下了《朋党论》，其核心内容与范仲淹的说法一致，阐述了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宋仁宗和范仲淹两人只是私下对话，影响不大，欧阳修的《朋党论》则把此事公开，在朝廷之上引起轩然大波。欧阳修标榜改革派是君子党，那么那些不支持改革或反对改革的人，他们就成了小人党了吗？欧阳修这是四处拉仇恨，为新政拉来了不少反对者。

范仲淹

《续资治通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范仲淹和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这番言论让宋仁宗起了疑心。作为皇帝，他在意的是改革派结党的事实，至于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宋仁宗并不关心，反倒是范仲淹自己标榜自己是君子党，让宋仁宗不满。范仲淹和欧阳修认为君子党于国无害，那是不是说君子党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又由谁谁来界定是不是君子党和小人党？对于宋仁宗来讲，不管是什么党，其权力膨胀时，都会对国家不利。

事实上，宋仁宗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就深化改革一事曾提出扩大相权的建议，由辅臣兼管军事，推行“修武备”相关措施。这一举措势必威胁到宋仁宗的皇权，引起宋仁宗的警惕。

夏竦

3.反对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宋仁宗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一些旧势力的利益也不断被侵犯，再加上欧阳修等人的不当言论，反对新政的人越来越多。当反对改革的人超过一定数量时，宋仁宗必定心中犹豫：庆历新政究竟是不是对的？再这么改革下去，会不会影响到宋朝的统治？

欧阳修

富弼谋反案发生之时，正是宋仁宗最疑虑的时候。如果范仲淹等人能够打消宋仁宗心中的疑虑，宋仁宗肯定也会拿出魄力，采取坚决果断的手段，力促继续改革。显然，范仲淹等人并没有做到。宋仁宗对富弼谋反案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不能因为一个荒唐的谣言去处罚他手下的大臣，但也不愿意为了力促改革继续进行、保护富弼而去压制朝堂上的舆论，这有违他一向支持的广开言路的做法。当宋仁宗不能当富弼、范仲淹等人的保护伞时，富弼、范仲淹等人也不可能顶得住整个朝堂的压力，也为了自证清白，他们只能自请外调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