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和元朝相比在经济总量上有优势,但在战马储存上,元朝却是地道的土豪,忽必烈远征大理一口气就拿出了足足40万匹战马,南宋要拿出类似的战马储备,要攒上至少半个世纪。南宋战马数量连元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南宋的战马管理水平却十分粗枝大叶,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看了都要摇头。

南宋知道战马对战争的作用有多大,赵构亲自下场帮助三衙禁军垄断了兴元府的战马供应,还明目张胆的不给吴家战马。三衙长官们也动辄就派人到西北马场盯着战马,把战马分配、运输看作是第一要务。南宋政府也注意战马的运输问题,南宋政府规定三衙禁军士兵以一人牵两匹马为考核标准,只要两匹全到指定马场(三衙在江浙各自有马场)，马匹体格健壮、还能活蹦乱跳，这个小兵就立刻官阶“转一资”，不愿升官的可以当场换取30贯铜钱的奖金;如果两匹战马全到，但一匹病弱的，当场赏钱15贯，或“转半资”;两匹闸战马病弱，或者一匹倒毙的，也不处罚,但只是不给任何奖金;两匹全部倒毙，才对士兵进行降一级处理，“无资可降者”直接杖80。禁军军官负责押送马匹的，如果全数到达，就会官升两级；50匹战马倒毙15匹，才降级一级。

南宋政府的规定其实很人性化，也很合理，因为西北的秦马本身就以个子高大、速度快、容易生病出名。后世的北洋军可是小兵养的挽马病死，自己要赔工资，吓得北洋军士兵生怕自己被分到炮兵部队当杨白劳。南宋政府的政策不错，但效果非常感人，连“我大清”都不如。1171年殿前司和马军司各自运输了一纲50匹战马，仅仅是从西北走到江南就分别死掉了19匹和13匹；1172年殿前司使臣李师勣负责押运战马，结果是“死损几半，见存者皆瘦瘠不堪”，生生把每匹价值百贯的战马变成了负资产。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军马，经常拉着大炮干活，常年死亡率也才三成。

南宋运马效果差，和管理分不开。南宋的禁军士兵喜欢盗卖供应给战马的粮草，禁军士兵把战马运送到地，就能拿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不假，但南宋的禁军士兵普遍喜欢赌博，这群赌狗们为了还赌债，就把主意打到了战马粮草上，按照规定骑兵每人每天的伙食钱是300文，这些钱可不是给士兵的，而是按照一人一匹马的补贴给的，运送禁军的士兵一人照顾两匹马，路途中的伙食费就会加倍，他们把本应给战马的粮草倒卖后，就可以得到一天数百文的收入，这可比奖金要高不少。其次禁军长官也喜欢私自挪用粮草费，侍卫马军司公事李舜举就因为“不支马料钱”被降职。禁军长官还喜欢把公家战马的粮草吞没，喂养自己的私人马匹。南宋禁军从上到下，都打战马粮草的主意，南宋战马自然损失严重。

反观蒙古人，他们的处罚措施就严厉多了。蒙古人是养马的专家，成吉思汗还制定了严苛的养马、爱马政策，就算是蒙古王爷不到战时，也不能骑战马，也不能骑怀孕的母马，违令者要被直接鞭打。蒙古人要是敢像南宋禁军一样故意饿死战马，他会被直接处死，因为马匹在成吉思汗的法律中可比人还尊贵，蒙古马匹咬死人、踢死人都不用偿命；就连蒙古士兵的东西过多，让马匹拖不动，都要挨上27鞭子。

蒙古关于马匹的律令都得到了严格落实，因此战马虽多，平时的损耗很低。南宋一方面口口声声喊着缺马，在马匹运输、喂养上政策却经常得不到落实，处罚力度不大，结果数万战马半数都瘦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