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是在中国人尽皆知的一项民国国策，由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政府践行。不少中国人都以为这是一句古语，是古代哲人提出的大道理，谁能想到这是蒋介石率先提出的。

1929年6月时，蒋介石同冯玉祥等实力派军阀内战时，便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并付诸实际行动。从1929年6月蒋介石讨伐冯玉祥开始，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总计7年时间。那么蒋介石坚持7年的“攘外必先安内”，得到了什么呢？伟人毛主席，用数据说出的一句话，直接暴露出来。

首先我们要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在“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30日，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仪式上，蒋介石进行主持和演讲：“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悔。”

还有人认为，那是在1931年7月23日的南昌，蒋介石发文《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喊出口号：“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还有人说，“攘外必先安内”并非蒋介石首倡，而是1929年12月3日，石友三在安徽蚌埠的讨蒋通电中提及。

从具体资料看，“攘外必先安内”还是蒋介石提出的，提出的时间还很长，目标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系军阀。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东北各省形式上归顺中央。至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全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虚幻的，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

南京国民党政府，外有列强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内有反蒋派系林立，面和心不和、心和面不和的都有。北洋军阀刚被打倒，国民党就开始内讧起来。1929年2月，蒋介石通过军事和政治一同出击，化解了桂系军阀的蠢蠢欲动，紧接着又将收拾对象换成军事实力最强的西北冯玉祥。

蒋冯大战尚未开启，蒋介石就先用上政治手段，以国民政府中央的名义先发制人，指责冯玉祥“背叛中央，祸国乱党”，号召各地军阀“拥护中央”，一起讨冯。1929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四川众军阀：“讨冯即所以安川，安内方可以攘外。”

这招“攘外必先安内”，让蒋介石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目的，整合了国内各军阀和国民党各派系的力量。这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但这种针对国民党政府内部，血腥镇压政治和军事上异己的手段，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不满。

1931年夏天，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大势已成，就将目光转到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日寇上，也准备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法去完成目标，但这并未形成系统的政策。甚至在1932年3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被参会的代表们否定、不执行。

1932年5月，南京政府同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寇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大多数国民党军政要员，认为中日矛盾既已缓和，那就由着蒋介石的方法来，“攘外必先安内”至此也成国民党的基本国策。

蒋介石和国民党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攘外”无非是侵华日寇，“安内”是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和地方实力派。

提起“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事变是怎样都绕不开的话题。九一八事变的背后是“不抵抗”政策，而东北军主力进行不抵抗，将东北全境拱手相让给抱着试一试态度侵略的日寇。这样的行为，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都会怒不可遏。可偏偏，它就发生在中国近代，明明白白写着。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军全军将士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是张学良，而幕后主使者却是蒋介石。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关押囚禁时，蒋介石曾提出要以交出自己“九一八”下发给他的“不抵抗”手令为要求之一，释放张。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确实是要求了张学良实行不抵抗。

但，这也不是说张学良没有错。他老子张作霖拼搏奋斗大半辈子，宁死也不跟日本合作出卖国家，打拼下的偌大家业，张学良一声不吭，就听蒋介石的“不抵抗”，放弃了。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同时，也引人嗤笑。但张学良通过西安事变，也算是将功补过、弥补回来了。若不是老蒋的命令，张学良哪来这么大胆子下这种古怪的命令，放弃生他、育他、他立身之本的东北。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

想必大家都知道一部叫《邪不压正》的电影，里面有一句对白很有意思：

“靠谁，老蒋？”

“更靠不住。”

“一个写日记的人？“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是啊。”

“你会写日记吗？”

“我不写，你写日记吗？”

“谁能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吗？”

“下贱。”

“下贱。”

蒋介石的日子分明是在作秀，“九一八事变”的后续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手段之一。否则在日寇侵犯当时民国工业最重要的东北地区时，国民党军就该大兵压境，与之抗衡，将其驱逐。

可是，蒋介石一再强调，若想要抵御外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沸腾，全国上下，社会各界，抗日气氛高涨，全民奋起要求对日本全面作战，但蒋介石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的做法。

日寇大举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危如累卵，蒋介石还是认为这是“肘腋之患”，继续对日坚持妥协退让的政策，把精兵强将压到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数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把中共视为心腹大患。

南京政府是在饮鸩止渴，“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年初，日寇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蒋介石继续退让，还同本不能有半点退缩余地的日寇签下屈辱丧权的“上海停战协定”。

每每忍不下去，蒋介石都说“非至最后关头”，“不作无益之牺牲”，即使他也知道侵华日寇的野心大得很：“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可这又怎么样呢，蒋介石继续放纵，继续“剿共”。蒋介石对日是一退再退，“剿共”一日不成功，一日不抗日。

再看到1934年12月，蒋介石口授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日中平等互利相提携。一般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终究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

这是什么意思？日寇侵略如火，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袖，还在叫嚣着：日寇不是我们的敌人，中日以后一定会携手前进、互利互惠。这滑天下之大稽，你这起码把侵华日军赶出中国，夺回所有属于中国的国土和权益，再说这话也不迟。

要知道彼时的侵华日寇，不但将东北三省侵占了，热河省、长城各关隘均被占领，其还向关内的华东、华北地区进行步步蚕食。国民党军不抵抗日军的军事进攻，还大肆鼓吹中日兄弟的“合作、提携”。这完全是着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魔法。

华北、华东有义士、义军自发抗日，浴血奋斗，保卫家园，抵御日寇入侵。但蒋介石以最高领袖的名义，三令五申，不许与日交火，严令禁止国民党军参与到对日作战中。

很多学者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其“必先”的妥协退让的限度。其实不然，若无西安事变，及之后的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很可能要求国民党军继续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

自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蒋介石的“攘外”一直只存在口头上，对于来犯日寇的军事侵占、挑衅和无理要求，完全按照两个要求来——不抵抗，不扩大，只要不全面开战即可，其实质就是投降。

说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那他是怎样“积极剿共”的？1931年9月，蒋介石指挥部署的“第三次围剿”再度失败。蒋介石还是不甘心，选择重整旗鼓、秣马厉兵。在1932年6月，调集60余万精锐部队，发动“第四次围剿”战争。次年春天，又派出50万部队，大举进攻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还是不放弃，亲自任总司令调配，坐镇南昌，集结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再次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剿共”能做到尽善尽美，蒋介石亲上前线指挥鼓舞，举办军官训练团拉拢人，对“进行围剿的部队”的中高层军官进行战略、战术、政治等方面的教育。

西安事变的爆发，其本质就是国内要求抗日的社会高潮达到顶点的表现。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7年时间内，最终得到了什么呢？

先反蒋后抗日，还是先抗日后反蒋，或是抗日反蒋一起，这个决定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插手解决”了。工农红军底子薄，国民党军又步步紧逼、严密封锁、反复围剿，因此只能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这是危及生存根基的问题。

可从1931年到1934年，毛主席逐渐遭到排挤，正确领导最后遭到全面否定，因此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工农红军主力被迫退出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北上长征，来到“反蒋”和“抗日”齐下的陕北。

1940年1月，毛主席曾评价蒋介石坚持7年的“攘外必先安内：“剿‘共’四年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上六年，至1937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

日寇侵华是因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吗？日寇愈发嚣张，日占区愈不断扩大，是因为工农红军革命的存在吗？当然不是。侵华是日本既定的国策，是蒋介石非要将其与我党划勾；抗日救国才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最应该做的事，而不是纵容危如累卵的民族危机不断扩大。

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可能蒋介石到死都没有捋清楚。他或许读过毛主席的《矛盾论》，但他没有明白；他要是明白，台湾也不会到他死，到他儿子蒋经国死，还没回归祖国，完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