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中流击水》有一个很有趣的片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了我党召开的一大之后，感觉到我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多少有些失望。

他甚至对陈独秀说出了“建党时间并不成熟”、“是个不合时宜的早产儿”之类的话，惹得陈独秀七窍生烟。

不过，马林也真有国际主义精神，他真心希望中国能早一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为此，他积极奔走，一心想促成国共合作，不断游说陈独秀和李大钊。

他还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广州，找正在练兵准备北伐的孙中山，抛出他那套“两党平行合作”的设想，希望尽快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进程。

孙中山自认为国民党有二十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才一百五十多个党员，二者根本不对等，没有放在心上。

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在接见陈独秀和张国焘时，一脸傲慢地说：“合作不可能，但还是欢迎中国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的。”

年轻气盛的张国焘一下子炸了，反唇相讥：“我们也欢迎国民党员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旁边的陈独秀一摆手，果断地说：“以国民党员的素质，加入十个也要开除九个半！”

……

要老覃说，剧中陈独秀的这一句话乃是辛辣至极。

的确，当时的国民党队伍良莠不齐，虽然号称有二十多万党员，但大部分是军队里的士兵。这些士兵，真正有信仰的并不多，他们大多唯军阀之命是从，哪能与我党相比？

陈独秀说的“以国民党员的素质，加入十个也要开除九个半”，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

这不，陈炯明突然发难，五千士兵往攻孙中山的大总统府。

孙中山一下子懵了。他涕泪横流，仰天长叹，连声说：“天，这五千士兵中有一半以上是国民党党员呀，他们都是打了手模，宣誓要效忠我孙某人的，怎么都反对起我来，要置我于死地呢？”

经过了这一场风波，孙中山改变了原先的态度，确立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到上海面见了孙中山，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负责与廖仲恺、鲍罗廷等人一起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派李大钊和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等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

在会议中，李大钊当选为了中央执行委员。

回到北方，李大钊帮助国民党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同时领导我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行动。

在那段时间，李大钊成了国共两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

他的声望达到了人生巅峰。

老覃补充一下，当时的北洋军阀分不清什么共产党、国民党，一味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

为了打倒北洋军阀，李大钊在1925年2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联合冯玉祥“国民军”，还成功地策反了张作霖的手下干将郭松龄。

此外，又积极联络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张作霖的手下的另一个干将杨宇霆，试图组建反奉同盟。

然而，1925年12月21日，张作霖与日军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带击杀了郭松龄，将郭松龄曝尸奉天城；随后与日军围堵冯玉祥军，将冯玉祥逐回西北。

那么，1926年，当张作霖占领了北京，李大钊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新青年》杂志的编委沈尹默担心李大钊的安危，一再催促李大钊离开北京避祸。

李大钊泰然表示：北京的工作不离开我，我不能走。

最终，在苏联同志的安排下，李大钊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张作霖恨李大钊联合冯玉祥、策反郭松龄，一口咬定李大钊在为苏俄工作。

他听说李大钊躲进苏联大使馆，便以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宣布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由，声称苏俄已经宣布放弃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所谓外交使团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派军警进入使馆区抓捕了以李大钊为首的40多人。

落入张作霖之手，李大钊自度必死，他在狱中写下了长达2700多字的《狱中自述》。

这2700多字写得历历落落，有条不紊，没有一些慌乱，尽显从容镇定。

让人耸然动容的是，这2700多字中无一言提及家人、无一语涉及自己安危，字里行间所关心的，全是中国革命事业。

民国名流杨度联系北方工人组织，准备实施劫狱。

李大钊坚决反对，他不忍心因为自己而使党遭受更大的损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及革命左派人士进行大清洗、大屠杀。

为了与老蒋达成默契，张作霖决定杀害以李大钊为首的20多名共产党人。

1927年4月28日，下午2点，李大钊等人被押解到了北京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刑场的一台进口绞刑机前。

李大钊第一个走出队列请死。

他新剃了头，身着棉袍，神色自若，站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然后轻挽袍襟，迈步走上绞刑台，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绝不会因为死了一个李大钊而停顿，反而会更加加速！”

《北洋画报》里一篇题为《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的通讯里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当绳环放下那一刻，行刑者要求李大钊伸长颈脖，以方便绳套套入颈中，李大钊依言照做，“厥态殊从容”，视死如归。

但是，行刑者得了张作霖的指示，不肯让李大钊速死，使用了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法”：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一共施行了三次绞杀，时间长达28分钟。

第一次把李大钊绞昏气绝，放下来，用清水浇醒，厉声喝道：“你悔过罢！”

李大钊犹如死后还魂，徐徐睁开眼，嘴里吐了一口血，愤恨地说：“快把我绞死，我的肉体虽殒，精神不灭！”

第二次绞刑过后，李大钊的眼球已经突出，口鼻淌血。等他悠悠醒来，牙缝里只吐出四个字：“力求速办！”

这是李大钊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四个字，掷地有声，摄人心魄。

行刑者噤若寒蝉，不敢再说话，第三次绞紧绳索，结束了李大钊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