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韩国有句俗语，“两班所去的每个地方都是饭桌，贱民所去的每个地方都是工作”，比喻过的好的人去到哪里都能得到款待，过的差的人去到哪里都是在受苦。

那么为何“两班”能代表那些过的好的人呢？这一称呼在历史上又有什么渊源呢？所谓的“两班”，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文武制度在朝鲜的一个别称。

古代朝鲜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将大臣分为文臣武将，之所以被称为“两班”，是因为在高丽时期上朝的时候，国王坐北朝南，文武大臣分列两侧，文臣的叫文班，武将叫武班，因此后来被称为“两班”。

两班制度在朝鲜延续了近千年，对于朝鲜的影响不可不谓巨大，想要了解朝鲜，就必须先对“两班”有一个了解。

两班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两班制度起源于高丽时代，开端便来自于高丽太祖王建。

高丽太祖王建因为是受到“四骑将”的拥戴才得以取代弓裔，成为高丽国王的。

因此在统一高丽后，对内采取了大肆笼络豪族的政策，给予了国内豪族大量的特权，所谓的两班制度，则是王建这一内政思路的具体体现之一。

历史证明，王建这一思路大体得到了实现，以“两班”为核心的高丽功臣和贵族们，在后来几百年间，都保持了对王室的忠诚，高丽的政局也大致得到了长时间的稳定。

王建建立高丽后，对于拥戴自己的功臣和原来新罗等地的世家大族，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大多数是由这些人充任。

不仅如此，在两班制度的一开始，王建还给予了这些豪族例如世代做官，免田赋免徭役等政策。

在政治地位上，当时的寻常官员见到两班的官员，还要尊称一句“两班尼”，“尼”在朝鲜语中便是老爷的意思。

这样下去自然长久不了，王建时期还能凭借自己的威望镇住这些两班的开国元勋，到了王建的后人，面对朝堂上的这些功臣政治，自然很是头疼。

到了高丽王室第六代国君成宗年代，成宗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效仿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度，并且进行了官制改革，借此打压了一大批地方豪强，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尽管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是有着极大限制，但是好歹留出了一条给底层士人上升的通道，打破了两班贵族子弟官员对于朝鲜王权的一些限制。

尽管寒门子弟能通过科举上升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最起码好过没有。

成宗极为喜欢儒术，也特别重视读书人，据说曾有宋使来到朝鲜，成宗便向他问起了儒家的道理，宋使有条不紊的回答让成宗极为喜悦，不由得感叹了一句

“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随着儒术在高丽的推行，社会上的崇文风气更加浓烈，而这体现在两班制度上的便是，文官的地位提高，武官的地位下降。

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则是后来的“柴田制”，文官拿到的工资比同级的武官都要高。

到了后来，武官对朝政再也没有了谏言的权利，甚至文官嘲笑武官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长此以往，武官自然是愤懑不平，当这种积怨到达了顶点的时候，便产生了郑仲夫之乱，从此揭开了高丽王朝百年的武官专政的序幕。

“两班”的情势一下子颠倒了过来，武官将文官排除了朝廷的核心圈之外，但是自身又缺乏必要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手段，因此只好依赖于地方小吏和杂役来治理国家，两班的藩篱再一次被打破了。

并且随着混乱，大量的下层士人也得以依附武人进入了两班之列，两班门第的观念再一次得到了瓦解。

本来按照这一趋势，两班贵族的消解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随着李成桂的兵变，这一切又再一次得到了改变。

李氏朝鲜对于两班制度的改革与巩固

李成桂成功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后，便着手开始了对当时已经快要崩溃的两班制度进行改革，当然他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因为两班享受了大量的社会特权，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武人时代末期，两班集团的膨胀让原本资源就有限的朝鲜更是不堪重负，并且也在两班内部造成了对立。

李氏朝鲜首先下令将乡吏，胥吏这些人从两班剔除，因为在传统的两班文班贵族看来，只有读书人才能称为两班贵族，并且伴随着身份的剔除。

李朝还取消了乡吏的外邑田，制定了严格的乡吏惩处法，设立了监督乡吏的留乡所，限制了乡吏的科举资格，从根本上限制了乡吏进入两班之列的机会。

解决了乡吏们分蛋糕的问题，李朝又把矛头指向了原来的两班贵族，最好用的工具自然是科举。

李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员子女才能受门荫，其余做官都要考，这在根本上形成了鲇鱼效应，让不少的底层士人看到了希望，也大大减少了国家供养的压力。

并且这还不算完，李朝还规定，所谓“庶孽”，也就是小妾生的儿子，二婚生的儿子，私生子，都不能考科举文科，这也是限制两班贵族扩大化的重要手段。

尽管有诸多限制，李朝的两班改革还是得到了大部分两班贵族的支持。因为士人想要考两班尽管没有限制。

但是原来的两班子弟却是从小读书，并且在家庭的支持下，能够去到朝鲜最好的官学里面进行读书，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这些条件。

并且朝鲜科举还有一招叫“别试”，所谓的“别试”就是不定期的考一次科举，并且常常在考前不久进行通知，寻常人家连消息都没听到，考试就已经结束了，而得到消息的。

大部分都是两班的贵族子弟，在李朝近600年的时间里，正式的科举考试只有163次，别试却高达581次。

如此科举，在我们现在看来，也只不过是形同虚设，而李朝的上层建筑，也得益于这种制度，在近六百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一种可怕的稳定。

两班贵族们在勾心斗角之余，却总是牢牢地护卫着王权，因为他们知道，护卫王权就是在护卫他们的利益。

两班贵族们一个个富可敌国，占据了朝鲜王朝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并且高官的子弟还可以承袭官职，不可不谓与国同休。

两班制度的弊端和消解

我们不难看出，李朝对于两班制度的改革，也只是一些修修改改，有一个根本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只能是延缓几分。

这个根本矛盾便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两班贵族数量的无限性。

尽管只有嫡子可以考，尽管乡吏不能考，但是原本的两班贵族的人数还是无法抑制的增长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了国家的重大负担。

根据《韩国史市民讲座》记载，17世纪后半叶的时候朝鲜两班人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到十九，而仅仅过了一个世纪，到了18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就已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到五十七。

两班人数的激增随着朝鲜国内因为动乱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家再也无法供养起如此庞大的特权阶层。

两班制度的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党争。因为大多是门阀贵族子弟做官，并且还都是读圣贤书的读书人，自然会有着学术观点的交锋，并且因为观念不同，家族的历史渊源不同，对于政治的看法往往也极为不同。

朝鲜历代的党争不可不谓激烈，首先是京班和乡班的斗争。

李朝时期，将居住在汉城及周边地区的两班称为京城两班，简称京班；居住于其他地方的两班称为地方两班，简称为乡班。

京班一般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是官僚体系中的核心，几乎朝鲜中央所有的官职都由京班担任，而乡班一般则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迫回到乡下进行定居，对于京班所形成的国家决策一般也持反对态度，这是第一重斗争。

第二重则是京班内部为了掌权所进行的斗争。

在朝鲜王朝早期有勋旧派和仕林派进行斗争，后面又有东人党、西人党，南人党、北人党等让人哭笑不得的政治派别。

而党争中失败的一派，有时候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打击，抄家问斩，斩草除根，每一次党争后面，都是淋漓的鲜血。

这些两班贵族到了后期已经完全不在意国家大事，只囿于自己的门户之见，即使李舜臣刚打跑日本人，朝鲜两班贵族便又开始进行政治斗争，还把李舜臣送进了监狱。

两班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制度上的中央集权制度，而两班贵族的出现，不仅在经济上对于土地国有制度进行了极大的破坏，贵族们将大量的田地归为私有。

而且在政治上，也无疑是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破坏，两班贵族们干预朝政，党争不断，让朝鲜的王权总是形成不了合力。

从母体中诞生的制度，成长的过程却是对母体无尽的破坏，这样的制度是长久不了的，随着日本人在二十世纪的入侵，这一看似完美无缺的金字塔结构的体系，也顿时天崩地裂，葬送了李氏朝鲜所拥有的一切。

参考文献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潘畅和、何方东疆学刊2010.3

《韩国古代两班制度刍议》曹中屏韩国研究（第十二辑）2014

《韩国现代社会中的“两班”意识》王梅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