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延安中央警卫团组建直属警卫队，警卫队直接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在延安，这支警卫队被称作“毛主席卫队”，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直接领导。

卫队长由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的老红军古远兴担任。古远兴率领的这支警卫队一共25人，大部分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手枪射击人人都能做到“百步穿杨”。

1933年12月参加红军的张思德就是来自手枪连，张思德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随时笑容满面，近身格斗和手枪射击成绩在25人的警卫队里数一数二，人又机灵，所以被分在二班。

二班专门负责主席的贴身护卫工作，就住在主席的隔壁。

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张思德都轻手轻脚的先把院子打扫干净，地上哪怕有一点点凹凸不平，他都会铲来黄土填埋平整，生怕主席进出时绊到。

每次护卫主席外出时，张思德总是提前将两把驳壳枪擦好，就连子弹都要一枚一枚的仔细检查，稍微陈旧一点的子弹，都被剔除不用，确保关键时刻绝不哑火。

由于工作勤勉谨慎，张思德多次得到主席的当面赞誉，深得主席信任。

1944年，中央准备次年春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给来自各个根据地，共计700多名代表的住所准备防寒烤火用的木炭，中央办公厅轮流组织各单位人员到安塞山中烧炭。

主席卫队也要抽出3名战士去，张思德、白仓、刘树林主动报名，头一批去到了安塞县最南边的石峡峪村。村南几里地的山上盛产青冈树，材质坚硬耐腐，正是烧炭的好材料。

1944年9月5日一大早，张思德、白仓、刘树林便上山开挖炭窑。张思德、白仓进窑挖土，刘树林在洞外负责接土倒土。

上午10点，山下起了大雨，三人没有理会，冒雨继续挖土作业。11点钟左右，张思德发现头顶上的泥土突然就“哗啦啦”的成片成片地往下掉。

张思德意识到窑要塌了，大喊一声：“危险，赶紧跑！”

身边的白仓正在挖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生死关头，张思德一把抱起白仓，将他扔了出去。

炭窑顷刻之间就塌了，被张思德推出窑外的白仓还是被埋了半个身子，窑外的刘树林费了很大劲才把白仓扒了出来。白仓脱险了，张思德却被埋在了炭窑里……

当晚，卫队长古远兴向主席报告了张思德牺牲的消息。

当时主席正伏案批阅文件，听到报告后，主席放下手中的笔，沉默良久后悲伤地说道：“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还死人，就不应该了！”

主席点上一支烟猛吸了几口，问道：“张思德同志的遗体现在在哪里？”

古远兴怯怯地回答：“半面山都塌了，现在还没有挖出来。”

主席立即按灭烟头，站起来说道：

“这不行，天一亮就组织部队去挖，张思德的遗体要赶紧挖出来，挖出来还要放哨看好，山中狼多，不要被狼吃了，要是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当不成了！”

古远兴答道：“是！”

正要转身离开……

主席接着又说：“你去向李克农部长汇报一下，让他准备开个追悼会，我参加，在家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我要讲话！”

1944年9月8日，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沟口的操场上，张思德同志的追悼大会庄严隆重。

张思德的遗像前挂着主席亲书的换联：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主席走到台前发表讲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就比泰山还要重！”

追悼大会后，新华社全文刊登了主席的这篇讲话，并转发全党全军。

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这篇光辉演讲，从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本！

无论是普通战士，还是高级干部，主席对待同志间的感情都是极为深厚的！

此前，1938年春，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由于伤病被调回延安养病。

1940年4月30日，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张浩突发脑溢血，虽及时抢救活了下来，但从此就无法站立行走。之后病情日趋严重，不得不成年累月卧床静养。

1942年3月6日，张浩因病逝世，终年45岁。

这是一张延安时期非常罕见的历史照片，一副棺椁前，位列首位的抬棺者正是主席。棺椁中的逝者，是原八路军129师的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同志。

3月9日，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主席亲笔撰写换联：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主席、朱老总、任弼时、贺龙、杨尚昆、彭真等为其守灵，并亲自抬棺至桃花岭墓地将其安葬。

碑文也是主席亲笔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葬礼结束后，主席环顾四周对众人说道：

“让张浩同志在这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

1945年8月27日，一辆美军威利斯吉普车上，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坐在车中，充当司机的是一名美军上校，后排4个人挤坐在一起，中间的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将军。

这是赫尔利大使和张治中将军专程赴延安，迎接主席前赴重庆谈判，主席在延安机场登机前的一张珍贵照片。

重庆谈判前，重庆国民政府笃定主席不会赴渝。如果主席不来，重庆方面就可以说延安拒绝和平谈判，没有和谈诚意，将责任推给延安，从而将发动内战的祸水也一起泼到延安身上。

主席高瞻远瞩，一眼便看穿了国民党的鬼把戏，为了揭穿国民党真内战、假和平的虚伪面目，主席毅然决然，不顾个人安危，坚定的赴渝参加谈判。

为了民族的大义与国家的和平，主席力排众议，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后，率延安代表团一行飞赴重庆。

此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假合谈，真内战的阴谋，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经历，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重庆谈判有多危险，李少石的牺牲就能说明一切。

李少石，广东省新会县人。1925年入团，1926年入党。1927年前往香港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调到上海同样从事秘密工作，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获释出狱。1943年赴重庆工作，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

1945年10月8日傍晚，时年39岁，身材长相都酷似周恩来的李少石，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送廖仲恺先生和柳亚子先生去沙坪坝，返回途中遭到国军士兵枪击，不幸中弹牺牲。

车是八路军的车，标志很明显。人是八路军的人，军装很明显。这绝不是误会，更不是误击，但这样的惨案就发生在重庆谈判期间。

李少石牺牲后，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吊唁。张治中将军生怕军统、中统下黑手，身着国军上将军装，陪伴主席同车前往。

由此可见，重庆谈判期间，整个重庆国民党系统暗流涌动，时局是多么的危险。

主席对自己麾下的爱将，更是万分关怀。

1953年2月，陈毅、杨尚昆、罗瑞卿陪同主席乘坐专列视察南京、徐州、济南，沿途主席凝视着车窗外，大发感慨：“我们这一路上，都是当年华野打硬仗，打恶仗的地方！”

陪同主席视察的杨尚昆说道：“淮海战役，华野立下了大功！”

主席感叹道：“不容易啊！华野打下了新中国的半壁江山！这个粟裕很不简单喔！”

陈毅笑着接过话头：“粟裕有勇有谋，堪比韩信、樊哙！”

主席笑道：“

你这个比喻不太恰当！粟裕，一不是韩信，二不是樊哙。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嘛！”

陈毅连声说道：“主席讲得好！主席说得好！”

专列到达南京时，主席说道：“明天我们去紫金山拜谒中山陵，如果还有时间就去参观一下蒋某人的总统府。”

罗瑞卿说道：“只可惜最先攻占总统府的是吴化文的35军！”

主席马上批评罗瑞卿：“什么叫只可惜？35军就不是人民解放军了吗？35军就不是华野的部队了吗？你问问陈老总，35军难道不是粟裕指挥的吗？”

陈毅望向罗瑞卿笑道：“听到没？这一趟出来，不能说粟裕一句不好！”

专列途经徐州时，主席说道：“陈老总，这就是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啰！你们一仗吃掉了委员长80万部队，江北从此无大仗，你们很了不起啊！”

专列到达济南，主席聊起1948年中秋之夜的济南攻坚战，称许世友是猛将，夸粟裕是人才、将才、帅才！

《杨尚昆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53年春陪同主席视察南京、徐州、济南等地。战场怀旧，主席对粟裕同志赞不绝口！”

1961年9月，主席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说道：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也是我们湖南人。”

曾经长期担任周总理贴身警卫的韩福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次随总理在中南海服务处理发，碰巧主席也来了。主席笑容可掬，很随和地问起我的名字，我说我叫韩福裕，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主席一听，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包含了中国古今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

——“中国古今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

这句话，出自共和国领袖之口，是主席对粟裕将军的高度评价，是对粟裕将军最大的褒奖！

对待人民群众，主席早在1949年3月23日率中央成员从西柏坡赴京的途中就说道：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在这之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向全体同志敲响警钟：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主席对干部搞官僚主义、敷衍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主席讲道：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有些人进了城，就忘了本。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会被老百姓唾弃。

我们党在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1952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开始脱离群众，自然在群众当中就要受批评，就要受冷落。

县一级干部十几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我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我们如果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反对我们。”

1957年3月20日，主席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严肃地批评了几位干部的官威：

“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的诉求，你不但不解决，还去压制他，那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刊发主席讲话：

“在革命胜利以后，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

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

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1958年1月3日，主席主持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警告干部们：

“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

1961年2月8日，主席在同江华、林乎加等人谈话时这样讲道：

“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这些人是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当官、为了发财、这样的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这种怀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的人，掌了权以后，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

主席从国民党失败的整个过程，总结出一个历史规律，伟人说道：

“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就是看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最根本的因素，也就是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本文资料引自：

1、《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

2、《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4、《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