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梁启超曾指出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存在失实情况，即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

这其中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挟嫌，造事诬蔑。二是前代史家，或不认识他的价值，或把他的动机看错了。

三是为一种陈旧观念所束缚，戴起着色眼镜看人，把从前人的地位身份全看错了。此三点在杨廷和的形象变化过程中都有体现，然而关于历史人物的形象与评价的问题并不止于此，本节拟就本文在梳理杨氏形象变化过程中的几个想法进行简要说明。

矛盾与争议

王琼《双溪杂记》和杨志仁所撰《行状》作为杨廷和正反话语的主要文本，王氏极尽诬诋，而杨氏则以完人书之，二者的流布构成了两极话语，以致于后来诸家私史纷纷。到天崇时期，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沉淀后，这种两极话语已经被史家抛弃。

在某些历史条件的影响下，两种话语能够获得一定的流布空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被史家遗弃，根本原因不是书写者的身份影响了文本的价值，而是因为极端话语使得文本的可信性下降，并不符合历史人物的应有面貌和史学真实客观的要求。无论是王琼笔下的结党擅权，还是杨志仁笔下的赤金完人，都不是后之史家可以接受的历任四朝、两为首辅、为官四十余载的杨廷和的形象。

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本身存在一定争议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不能只看一面，要承认个体矛盾性、争议性的存在。简桐便曾指出，就大多数的历史人物而论，一个被肯定的人物也有否定的因素，同样，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也常存在着值得肯定之处。“所以，我们要允许历史人物的矛盾性和争议性的存在，不能只是扬善掩恶，一味地避讳。不仅是个人道德上的瑕疵问题，而且还有作为上的功过问题。

不仅是历史评价或道德评价不同标准下的个体矛盾，而且还包括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重标准下的矛盾。这就涉及历史人物的功过论定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追求的是真实、客观、全面，要功过分明，不能讲将功补过。对于历史人物的实际作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一叶障目，偷梁换柱，以偏概全。一言蔽之，只有承认历史人物的矛盾性和争议性，才能对历史进行更有力的解释，尽可能真实的还原历史，对相关历史做出适当的评价。

主客与因果

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人物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表象、目的动机与实际结果可能存在差别，分析人物必须要兼顾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以杨廷和等议礼诸臣而论，他们坚持“濮议”的行为有追念孝宗美政、维护大宗的想法，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有通过议礼来获取士大夫集团对皇权制约、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而实际行为与结果却是不顾世宗入继情况特殊，不念父子人伦之情，阻碍皇权的回归，甚至声称要扑杀张璁、桂萼。议礼诸臣想以礼法的权威性取得议礼的成功，最终却走向不顾礼法，衣冠丧气。

所以，关于杨廷和议礼的评价至今仍存在甲是乙非的情况，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评论者对于主观思想或客观实际的某一层面的强调。推崇其捍卫道统、以道抗势的史家强调从儒家传统理念角度评价议礼诸臣言行的价值和意义；而认可世宗纯孝、议礼应当的学者则是从明代专制皇权的发展趋势、权力的更迭的角度视其为逆流之辈。

前者忽视了杨廷和等人可能存在的现实动机以及实际的行为结果，而后者则忽视了传统的文化思想、价值追求之于诸臣主观上的可能。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历史上常常出现“事与愿违”、“无心插柳”等情况，事情的缘起至结果的整个过程可能都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不相符。而外在利益的牵涉嫌疑、空穴来风的诬诋之言等使得当事人本身的情况更加矛盾模糊，最终，坏的结果直接掩盖了当事人最初的好意，非黑即白，便陷入了舆论陷阱。

如此，对于历史人物动机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而主观意志的分析需要史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如王夫之言“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王夫之一语可谓是对“知人论世”的进一步阐释，即因时度势以论世，察心穷效以知人。不仅要看到历史人物的历史作为，而且要关注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梳理其因果变化。相对于对事实的考证认定，把握人物的思想情感尤其有难度，这就需要考虑情感体验的问题。

情感体验

在本文对于诸家文本的分析时多次提出要结合作者的经历见闻，也就是其情感体验。杨廷和作为内阁首辅，他自身的经历和情感表达是融为一体的。杨廷和力争将嘉靖皇帝的个体情感上升为公共情感，以礼制规范引导皇帝的情感，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如何处理父子亲情问题上“大礼议”呈现出权力受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制约。

“杨廷和身历四朝，处于首辅之位，上有张太后与世宗，下有群臣，远有孝宗德泽，近有武宗恩信，必有其所思所虑，以礼之所重必慎之又慎，这种情感体验是当时一般的士大夫所不能体会的，而后之史家仅以故纸书论，则必不能有共情。魏宏远和谢一丹指出，情感体验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在分配上因不同阶层而显示出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因此，传记书写者在体验首辅情感时也存在差异性和不平等性。

由于情感体验的不同，使得史家对于同一件事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对于杨廷和等人在议礼事中的集体抗疏、群情相激，明末黄道周因面对“大小收声，共托默容”的庙堂风气而给予了肯定；而目睹张居正身名俱泯的徐学谟却以之为“高激成风，失事幼君之体”。对于群臣之执“濮议”，亲历过“国本之争”的何乔远能以“群臣之执为人后也，及事孝宗者也，思孝宗之德也”解之；而未曾入于庙堂的张岱只言杨氏“不曲为救正，而伏阙叫嚎，徒激圣怒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