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贯穿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时调小曲赖以传播的主要渠道。从《金瓶梅词话》所写来看，时调小曲多是通过大运河传入清河县的。

大运河流经的城市街镇，也一样有各种时调小曲在流传。明代最流行的时调小曲有《山坡羊》《打枣竿》《挂枝儿》《锁南枝》等；入清以后，《边关调》《黄鹂调》《西调》《马头调》等应时迭兴，通过大运河传遍南北各地，一些重要城市还出现了专门演唱时调小曲的“挡子”。

明清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不仅促进了时调小曲的南北交汇、交融与演变，而且为时调小曲影响其他说唱艺术、戏曲乃至文人仿作等提供了机遇，助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大运河 时调小曲 传播 影响

时调小曲，是一种时兴的入乐歌唱的通俗小曲，明清时期在南北各地广泛流行，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时尚小令》记载：

“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

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

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

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技（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1】

据此可知，明代时调小曲自宣德、正统以后逐渐风靡，有些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驻云飞》《寄生草》《干荷叶》《打枣竿》等本来源自北方，而《罗江怨》《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挂枝儿》等则源自南方，但一旦流行开来，“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时调小曲是通过什么渠道风行于南北各地的？不可否认，将时调小曲“刊布成帙”，对其“举世传诵”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一般说来，只有当某种时调小曲在某地流行开后，其曲词才会被书坊刊布发售；否则，受众仅靠曲本，不谙唱法，是不可能加以传唱的。

因此，时调小曲主要还是靠民间艺人以及小曲爱好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那么，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什么渠道将时调小曲传向南北各地的呢？20世纪20年代，董作宾在考察民间歌谣的传播时指出，

“原来歌谣的行踪，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尤其是水便于陆”，“就地理上寻求一首歌谣流传的路径，足见得轮轨未通以前水路交通的重要”。【2】

董氏所言甚是。因为水路交通也即船运，可以为民间艺人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游动的说唱场所，颇能迎合旅客消闲遣闷的需要；而陆路交通则主要靠车马或步行，途中唱曲不易、受众亦少。

因此，时调小曲主要还是靠水路来传播。而明清时期，纵贯南北、货运客运繁忙的水路，则非大运河莫属。

也因此，大运河便成为时调小曲流传到各地的主要渠道。对此，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已有具体描写，本文即由此入手，利用明清时的一些文献记载，初步考察大运河与时调小曲的传播及其造成的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全集

一、明代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

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是从《水浒传》中截取西门庆的故事，另起炉灶，生发、创作而成。其作者在移花接木时有意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阳谷县改为清河县。

究其用意，无疑是因为清河县临近大运河，漕运发达，商业兴旺，市井客栈人烟凑集，酒楼妓院热闹非凡，南北客商川流不息，九流三教熙来攘往，因此选择清河作为西门庆活动的场所，更便于叙述发生于商业经济社会的风情故事，刻画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的形象。

而从小说所写来看，清河还是南北说唱艺术的交汇、播散地。书中多处写到一些歌姬、优童等演唱时调小曲为西门庆侑酒的情形。

如第十一回，西门庆在丽春院寻欢，就让李桂姐唱了一支《驻云飞》。

第三十一回，写李知县送给西门庆一名小郎，名唤小张松，是苏州府常熟县人，善唱南方流行的时调小曲，西门庆改其名为书童，时常让书童唱曲侑酒。

第三十五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宴饮，书童就接连唱了四支南曲。

第三十六回写西门庆宴请蔡状元和安进士，书童和来自苏州的其他四个戏子，又轮流唱了几支南曲。

后来，书童与吴月娘的大丫鬟玉箫私通之事败露，慌忙“到马头上，搭在乡里船上，往苏州原籍家去了”（第六十四回）。

小说中还写了一个叫春鸿的优童，也是南方人，惯会唱南曲，西门庆家败落后，他本打算重回南方，应伯爵又将他转荐给了张二官。

这些来自南方、会唱时调小曲的子弟，显然多是沿运河乘船北上，将南曲传到清河县的。而清河的大小官员以及来自京城的达官贵人，也都喜欢听南曲，饮酒作乐时几乎无曲不欢。

如小说第四十四回，写李桂姐弹琵琶，吴银儿弹筝，韩玉钏儿拨阮，董娇儿打着紧急鼓子，轮流唱了二十来支时调小曲，包括《山坡羊》《驻云飞》《江水儿》《耍孩儿》《傍妆台》《锁南枝》《桂枝香》等。

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陪蔡御史吃酒，让海盐子弟清唱了几支南曲。

第六十一回又写申二姐唱《山坡羊》《锁南枝》《罗江怨》，第七十三回写郁大姐夜唱《闹五更》等。

《金瓶梅词话》所写优童歌姬演唱的《山坡羊》《驻云飞》《江水儿》《耍孩儿》《傍妆台》《锁南枝》《罗江怨》《皂罗袍》等，在明中后期相当流行，前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可证。

这些时调小曲多是通过大运河，伴随艺人北上南下，流入清河县的。

如果放开眼界，还可发现大运河流经的那些城市街镇，也一样有各种时调小曲在流行。

如明万历时人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二记松江风俗云：

“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里中恶少燕闲，必群唱《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竟不知此风从何而起也。”【3】

松江南接大运河，明中后期漕运发达，《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等北方小曲之所以能在松江风靡，无疑与运河传播有关。

《客座赘语》封面

稍后，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九《俚曲》中谈到其家乡流行的时调俚曲时也说：

“里衖童孺妇媪之所喜闻者，旧惟有《傍妆台》《驻云飞》《耍孩儿》《皂罗袍》《醉太平》《西江月》诸小令，其后益以《河西六娘子》《闹五更》《罗江怨》《山坡羊》。

《山坡羊》有沉水调，有数落，已为淫靡矣。后又有《桐城歌》《挂枝儿》《干荷叶》《打枣竿》等，虽音节皆仿前谱，而其语益为淫靡，其音亦如之。”【4】

顾起元是应天府江宁人（今江苏南京），江宁也是漕粮集散中心，借助大运河联通南北，因此大量北方小曲流传至江宁，自然也与运河漕运、客运息息相关。

明中叶著名曲学家王骥德还指出：

“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至北之滥流而为《粉红莲》《银纽丝》《打枣竿》，南之滥流而为吴之《山歌》、越之《采茶》诸小曲，不啻郑声，然各有其致。

由此而往，吾不知其所终矣。”【5】

可见南北时调小曲尤其是“南声”流行之一斑。明末黄遵素所作《姚江逸诗》，则又感叹余姚一带竟然“家家学唱《山坡羊》，到处呜呜一样腔”【6】，可见南方人酷爱学唱北方流入的《山坡羊》。

明末无名氏所作《广陵竹枝词》则说：“弦管纷纷闹水乡，北腔未了又南腔。多情亦是知音者，醉拍郎肩按板忙。”【7】

据此可知南腔北调均在扬州地区竞相传唱。明末方以智还曾在黔阳一带听到《山坡羊》，其所作《听黔调山坡羊》云：

“调自边关到石城，此方弦管更多情。游人借得东风力，吹入江南后一声。”

自注云：“《山坡羊》本起自燕秦边关，后传江南，法家谱之，曰‘沉水调’，流至黔阳，别成一调，湖北多弹之。”【8】

他指出《山坡羊》是从燕秦边关传到石城（南京）的，再由南京传向贵州、湖北等地。虽然他没有明说《山坡羊》是怎么传到南方的，但是只要了解大运河的线路，就不难推知其传播的主渠道了。

还有明末时兴的《打枣竿》，从北方流入南方后，经吴人改造，就变成了更接地气的《挂枝儿》，一时间传遍秦楼歌馆、大街小巷。

冯梦龙曾把苏州地区流行的《挂枝儿》搜辑成书，计367首，附录28首。

有些《挂枝儿》还直接书写河岸送别的场景，如“送情人直送到河沿上，使我泪珠儿湿透了衣裳，他那里频回首添惆怅。

水儿流得紧，风儿吹得狂。那狠心的稍（艄）公也，又加上一把桨”；“想家乡，不得已，匆匆别去。多一旬，少半月，又是来期。待相逢，慢慢把衷情叙。恨只恨，舟师忙解缆，同行客伴催。不得觌面的相辞也，我央人拜上你。”

这样的《挂枝儿》，唱出了多少沿运河南往北来之人的心声啊！

《民歌三种》（明）冯梦龙 撰

二、清代时调小曲的运河传播

入清以后，时调小曲更为兴盛，除明代一些旧曲仍在传唱外，又不断有新声被创作出来，如边关调、黄鹂调、西调、马头调等，应时迭兴，不一而足。

清初浙人张云锦由运河乘船北上，自云“过德州后，沿途河溢成灾”，他目击艺人船上卖唱，于是口占竹枝词云：

“手抱琵琶结队行，要人听曲语嘤嘤。疗饥无术甘为此，弦索中含凄咽声。”【9】

苏州人韩是升乘船经过任城，亦云“自任城以北，水浅胶舟，日行二三十里，每遇一闸则停两三日”，他目睹有人在船上、码头唱曲卖艺，于是作《任城竹枝词》，云：

“东船西舫往来频，不叙寒暄道姓名。有客月明工度曲，笛声嘹亮又箫名。”

“沿街盲妇唱新歌，铁拨擅槽肉调和。说到临清征战日，天戈挥处羽声多。”【10】

可惜他们未说艺人所唱为何种小曲。

清初浙人彭孙贻乘船北上，夜宿红花埠，则赋诗慨叹：

“行尽山邮及水程，故园东望已含情。何人更唱《边关调》，白发西风此夜生。”【11】

他明确说自己听到的是《边关调》。

《边关调》源自北方，当时已由水路传到了山东、江苏交界的红花埠。

吴嘉纪诗作“战马悲笳秋飒然，《边关调》起绿罇前。一从此曲中原奏，老泪沾衣二十年”，【12】也说明《边关调》在中原很流行。

康熙五十年，黄中坚游杭州西湖时记其见闻曰：

“余慕西湖之胜久矣。辛卯杏月……（十九日）从郡治出涌金门，中流正忆僧仲殊《诉衷情》一阙，适旗丁数人，共一舟，唱《边关调》而来，为之一笑。”【13】

“旗丁”是清朝沿大运河押运粮食的兵丁。

由此可知，《边关调》已随运河漕运传到了杭州西湖地区。 不过，《边关调》的风头不久便被南方时调盖过。

方文游京城时赋诗云：“当年只是《边关调》，今日都为吴越音。”【14】

清初侨居扬州的费锡璜则云：“近来都改《黄鹂调》，不是江都旧曲声。”【15】

这说明《黄鹂调》已风行于扬州。

《黄鹂调》由扬州人黄鹂所创，故名。费锡璜之子费轩所作《扬州梦香词》云“一班时调唱黄鹂”，【16】屈复所作《扬州词》云“一曲《黄鹂调》，千金未尽欢”，【17】也都表明《黄鹂调》相当时兴。

也因此，《黄鹂调》很快就由运河水路传到了河北乃至京城。

《弱水集》书影

直隶大名人成文昭，于康熙四十四年冬，曾在京师听过《黄鹂调》，并与友人作《冬夜听歌<黄鹂调>联句》，其中云：“逸响拟流莺，新腔来巨鹿。此调何年始，此好方今酷。”【18】

据此，《黄鹂调》是由扬州，沿运河，经河北巨鹿，传到京城的。

直到雍正年间，清宗室子弟文昭还作诗描述他听黄鹂调的情况：“音韵翻新换旧词，三弦子急衬琵琶。《黄鹂调》转腔随改，打差横填《银纽丝》。”【19】

《黄鹂调》流行不久，《西调》又后来居上。

《西调》相传起源于山西、陕西地区，进入京城，经旗人子弟改造，其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20】

得硕亭《京都竹枝词》云：“西韵《悲秋》书可听，浮瓜沉李且欢娱。”自注：“子弟书有东西二韵，西韵若昆曲。《悲秋》，即《红楼梦》中黛玉故事。”【21】

乾隆时，李声振所作《百戏竹枝词·打盏儿》亦云：“西调何须夸击瓮，倾杯序里即伊州。”自注：“以牙箸击瓷器，唱西调小曲，能与丝竹相和，都门市坊多有。”【22】

乾隆时直隶大兴人王廷昭所编《霓裳续谱》，其前三卷所收均为《西调》，共有240首，可谓洋洋大观。

不过，西调并非仅在京畿流行。康熙年间，刘中柱所作《邗关竹枝词》即云：“关北斜阳映画楼，关南明月已如钩。齐弹弦索歌《西调》，半是辽东半满州。”【23】

可见来自辽东、满洲的西调，已在运河之畔的邗关流传开来。而据李家瑞考察，清中叶山东流行的《济南调》《利津调》等，也是沿运河北上传入京城的：

“东南各省的俗曲传入北平，都是沿运河来的，福建调虽远在运河之南，却也是走这条道来的。

据福建刻本俗曲《里京路引》一种所记清朝时候从福建入京，是先过浙江江山县至杭州，然后沿运河而上。”【24】

《霓裳续谱》“杂曲”中所收《扬州歌》《南词弹簧调》《荡湖船》《倒搬桨》《湖广调》《满江红》等，不用说也是由运河北上入京的。

实际上，有不少时调小曲，仅从曲牌名称也可推知它们的产生，是与大运河等水路交通有关的，如《荡湖船》《倒搬桨》《倒推船》《罗江怨》《满江红》《清江引》《一江风》《湘江浪》《棹歌》《望江楼》《叠断桥》《马头调》等。

就《荡湖船》来说，它源出江浙水乡，是湖船上娱乐游客的小调。清初经漕运等途径北上，传入天津、北京，并且多由来自江浙的优童、歌姬演唱。

如杨掌生《辛壬癸甲录》记其京城见闻云：“庆龄能弹琵琶，名‘琵琶庆’，男子中夏姬也。……见其《荡湖船》小曲，抱琵琶出临歌筵，且弹且歌，曼声娇态，四座尽倾。”【25】

又如《马头调》，或写作《码头调》，郑振铎认为《马头调》“也许便是‘码头’的调子之意吧，乃是最流行于商业繁盛之区、贾人往来最多的地方的调子”。【26】

《霓裳续谱》内封

民国大鼓艺人白凤鸣则明确指出，《马头调》“是运河南北流通时艺人在客、货船中演唱的一种小曲。流行于河北武清到通县一带的称‘北板马头调’；流行于沧县、德州、郑家口、临清一带的，称‘南板马头调’”。【27】

这种说法无疑是合乎实际的。

山东历城人华广生（乾嘉时人）所编《白雪遗音》前两卷中收录了五百余首《马头调》，可见《马头调》是多么风行。

这里略选两首《马头调·望江楼儿》以见一斑：

“望江楼儿，紧靠着大江岸（别有奇观）。风前绿水，雨后的青山（美景在眼前），采莲船来来往往无牵绊（何得消闲）。忽想起，冤家在外把欢乐恋（贪恋女婵娟）。可意的人儿，几时回还（盼的眼穿）……”

“下了望江楼儿，不由人的连声叹（一阵好心酸）。盼不到的薄倖归舟，倒惹起泪眼不干（湿透罗衫）……”【28】

像这样的小曲，如果在码头、船上唱给那些背井离乡的旅客听，岂能不入耳走心？

马头调的传唱自乾、嘉起，在京畿一带蔚然成风。杨掌生《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云：

“京城极重‘马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其调以三弦为主，琵琶佐之。南中歌妓唱《马头调》，皆小曲。北道邮亭，抱琵琶入店小女子，唱《九连环》，带‘都鲁’。”【29】

嘉庆时，张子秋《都门竹枝词》亦云：“一自《马头》《勾调》盛，瞎姑镇日瞎奔忙。”【30】 《马头调》在运河沿岸的南方城市自然也很流行。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条记载：“其京舵子、起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31】

个中生《吴门画舫续录》也记载：“今则略唱昆曲，随继以《马头调》《倒扳桨》诸小曲，且以此为格外殷勤，醉客断不能少，听者亦每乐而忘返。”【32】

清代后期，时调小曲仍然方兴未艾。无名氏《邗江竹枝词》写扬州城内“琵琶弦子弹时调，淮调京腔唱得柔”。【33】

邗上蒙人所作小说《风月梦》，写扬州歌姬平时所唱的时调小曲就有《满江红》《离京调》《剪剪花》《劈破玉》《叹五更》《南京调》等。

这些小曲都是由外地流入扬州的，而其流入的主要路径就是大运河。

《风月梦》第十三回还描写了“八角鼓”演出的场景，可见彼时“八角鼓”已从京城传到了扬州。

伴随时调小曲的风行，清中后期处于运河干线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北京、天津等还出现了一种专门演唱时调小曲的“挡子”，或曰“档子”，又称“小班”。

乾隆年间，汪启淑在《水曹清暇录》卷八《挡子》中就说：

“曩年最行挡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装束。

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毺，联臂踏歌，或溜秋波，或投纤指。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为害匪细。”【34】

蒋士铨所作《京师乐府》中就有一首《唱档子》，开头云：

“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眼柳窥人，活现红妆花解语。”【35】

这些妙龄清童，多半来自苏州、扬州地区。如无名氏《燕京杂记》云：

“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36】

道光时，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十二记载了天津的“档子班”：

“档子班又名小班，亦古乐户之流亚也。堂名俱在侯家后，近来西开亦复不少。

每家蓄雏姬数人，玉貌绮年，颇能度曲，所唱名曰‘档调’。莺歌燕舞，名重一时。有来自京都者，有来自山东者，有来自牛庄者，有来自上海者，均能引人入胜也。”【37】

不过，唐尊恒《竹枝词·小班》却说：“小班档子著芳名，别有优伶骨格轻。若使论才兼论价，拙于沪上贵于京。”【38】

尽管如此，档子班的流行还是有力地促进了南北时调小曲的交流与繁兴。

《津门杂记》

三、明清时调小曲传播产生的影响

明清时调小曲借助于大运河，不仅在南北各地广泛传播，而且在南北小曲的交汇、互渗中发生了因地制宜的流变。

如《山坡羊》源自北方，后来传到南方。李开先说：“《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北简而南繁，歌声繁简亦随之然而相类。”【39】

上引沈德符说：“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顾起元也说：“《山坡羊》有沉水调，有数落。”【40】

方以智还听到了《黔调山坡羊》。

丁耀亢《续金瓶梅》第四十五回，曾详写应伯爵弹着弦子用【捣喇、张秋调】演唱《四不应·山坡羊》，第五十六回又写蒋竹山用药名编了一支《山坡羊·张秋调》演唱。

可见，《山坡羊》不仅有南北之分，其繁简、曲调也因流行地域的不同而各异其趣。

又如《打枣竿》，也源自北方，传入南方后则演变为《挂枝儿》。

王骥德说：“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远也。”【41】

可见，《挂枝儿》脱胎于《打枣竿》，经吴人仿作后，也别有一番风味。

冯梦龙在纂辑吴中盛行的《挂枝儿》之后，声称：“纂下的《挂枝儿》委的奇妙，或新兴，或改旧，费尽推敲。”【42】

到了清初，《挂枝儿》又“一变为《劈破玉》”。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小曲》云：

“小曲者别于昆弋大曲也，在南则始于《挂枝儿》……一变为《劈破玉》，再变为《陈垂调》，再变为《黄鹂调》。始而字少句短，今则累数百字矣。

在北则始于《边关调》。盖因明时远戍西边之人所唱，其辞雄迈，其调悲壮，本凉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

大丈夫豪气三千丈，百万雄兵腹内藏，要与皇家做个栋梁。男儿当自强，四海把名扬，姓名儿定标在凌烟阁上。’明诗云‘三弦紧拨配边关’是也。

今则儿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变为《呀呀优》。《呀呀优》者，夜夜游也。或亦声之余韵。《呀呀哟》如《倒扳桨》《靛花开》《跌落金钱》，不一其类。”【43】

刘廷玑这段话揭示了时调小曲的流行性与流变性。

一种小曲在流行一段时间后，便会被另一种小曲取代，而且在流行过程中，由于时地不同、民风与方言有异，还会发生衍变，如《边关调》本来“其辞雄迈，其调悲壮”，可是传着传着就变成“儿女之私，靡靡之音”了。

蒲松龄俚曲《增补幸云曲》第一回开头也说：

“话说只为这件奇事，编了一部《耍孩儿》。虽则传流已久，各人唱的不同。待在下唱来，尊客休嫌污耳。

《耍孩儿》：世事儿若循环，如今人不似前，新曲一年一遭换。《银纽丝》儿才丢下，后来兴起《打枣杆》，《锁南枝》半插《罗江怨》……”【44】

可见时调小曲不仅“各人唱的不同”，而且“新曲一年一遭换”。

清末，天津地区流行的《拉哈调》《怯五更》《悲秋》《打孩子》《解狱》等时调小曲，也是从外地沿大运河传入的，它们经艺人演唱，其腔调和语音均天津化了。【45】

《中国曲艺志 · 天津卷》封面

音乐史家杨荫浏还指出时调小曲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变体：

“如《寄生草》有《北寄生草》《南寄生草》《怯音寄生草》《便音寄生草》《垛字寄生草》等，《岔曲》《剪靛花》等也有几种变异形式。”【46】

显然，这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变化，既使时调小曲生生日新，又使其富于浓郁的生活情趣和地域文化色彩，从而获得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力。

时调小曲的传播与风行，还对其他说唱艺术产生了影响。《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家庭宣卷，就穿插了《耍孩儿》《金字经》《皂罗袍》《楚江秋》等时调小曲。

车锡伦曾对明清宝卷中吸收的时调小曲做过调查，发现宝卷中频繁使用《驻云飞》《耍孩儿》《金字经》《皂罗袍》《傍妆台》《山坡羊》《寄生草》等，因此得出结论：

“教派宝卷演唱形态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时兴小曲吸收到宝卷的演唱结构中。”【47】

又如，道情艺人也喜欢借用时调小曲进行说唱。

明代杨尔曾所编小说《韩湘子全传》，写韩湘子唱道情时所用时调小曲即有《五更转》《清江引》《山坡羊》《桂枝香》《遍地锦》《浪淘沙》《玉交枝》《驻云飞》《皂罗袍》《寄生草》《驻马听》《罗江怨》《沽美酒》等。

明代毘陵舜逸山人杜蕙所编道情《新编增补评林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写庄子叹骷髅时所唱曲子也有《耍孩儿》《清江引》《浪淘沙》《黄莺儿》《山坡羊》《折桂令》《桂枝香》《皂罗袍》《新水令》《沽美酒》《雁儿落》等。

再如打花鼓，源自安徽凤阳，花鼓艺人在流浪异地他乡的过程中，为了赢得当地受众喜爱，不仅唱秧歌，也学唱一些时调小曲。

清初朱彝尊曾赋诗云：“两两相携女伴行，凤阳花鼓最知名。笑他也学《罗江怨》，对客低头作慢声。”【48】

清代弹词《倭袍传》第五十二回写凤阳女子打花鼓，一连唱了《挡子调》《剪剪花》《寄生草》《银绞丝》等数支时调小曲。

张次溪在谈到清代京城流行的打花鼓时也说：“打花鼓，是凤阳的一种地方曲，故名凤阳花鼓。最初所唱，皆为秧歌，后来在秧歌中添入各种小调，故打花鼓之人，亦名唱秧歌的。”

他还指出唱莲花落的艺人也颇善于吸收、化用各种时调小曲，“如〔《五更调》《叹十声》《十八摸》《二十四糊涂》《梳妆台》《送情郎》《十杯酒》《十朵花〕等小曲，往往用乍板节子为节奏”。【49】

清羊城旧客在《津门纪略》中谈到天津落子馆时，也指出莲花落艺人往往“间以时新小曲”，这些小曲包括《五更调》《叹十声》《十八摸》《二十四糊涂》《梳妆台》《送情郎》《十杯酒》《十朵花》等。【50】

清汪沆所作《津门杂事诗》中也有“生子何须拜塾师，居奇只唱《耍孩儿》”的诗句，并注云：“津邑窭人子，每命习唱连厢词，一名《耍孩儿》。”【51】

可知天津穷人子弟打连厢时学唱的是小曲《耍孩儿》。

至于时调小曲在流传过程中被各地戏曲吸收，则更是司空见惯。如明代顾大典《青衫记》第十七出《茶客访兴》写丑角唱《打枣竿》，无名氏《古城记》第十一出《秉烛》写一群士卒夜晚唱《驻云飞》《闹五更》，徐复祚《投梭记》第十四出《出关》写船家唱吴歌，范文若《花旦眉》第四出写人物唱《罗江怨》，郑之文《惊鸿记》第三十五出《马嵬移葬》写剧中人唱《山坡羊》，孙仁孺《东郭记》第八出写绵驹唱《挂枝儿》《北寄生草》；

清代钱德苍辑《缀白裘》六集卷三《青冢记·出塞》写剧中人唱《西调》小曲，《缀白裘》十集卷四《占花魁·种情》写剧中人唱《剪绽花》，《缀白裘》十一集卷三《杂剧·别妻》写妻子送别丈夫时唱《五更转》，《缀白裘》十一集卷四《杂剧·二关》写丑角唱《夜夜游》等。

剧作家之所以吸收时调小曲入戏，无疑是为了增强舞台演出时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张次溪说：“凡戏班将一时小唱列入班中扮演者，必其小唱风行已久，为大众所欢迎者。到《缀白裘》选到之时，其戏必系演唱已久，而成为普通流行之剧。”【52】

时调小曲的风靡，也引起了文人墨客的关注和评价。如李梦阳对中原流行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颇感兴趣，“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53】

李开先也认为《山坡羊》《锁南枝》等“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54】并且亲自改订了当时市井流传的一些艳词小曲。

袁宏道曾兴奋地谈及他借鉴时调小曲作新诗的体会：“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55】

徐渭、金銮、刘效祖、赵南星等，也都亲自仿作《锁南枝》《黄莺儿》《挂枝儿》《银纽丝》等，取得了可喜成绩。对此，郑振铎赞叹说：“凡是能够引用新崭崭的俗曲的，没有得不到成功的。”【56】

冯梦龙不仅醉心于时调小曲，纂辑了《挂枝儿》《山歌》，还在其编撰的“三言”中多次穿插《锁南枝》《挂枝儿》等，为话本小说平添了不少市井风味。

综上所述，明清时调小曲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大运河。大运河对时调小曲的传播，不仅促进了时调小曲的南北交汇、交融与演变，而且为时调小曲影响其他说唱艺术、戏曲乃至文人仿作等创造了机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本文作者 纪德君 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7ZDA246）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学术研究》，2024第7期。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