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之前写“王关戚”的诸多文章，参阅的主要资料是叶永烈所写的文章，还有就是2005年的时候，刊发在《党史博览》的三篇文章：《王力沉浮录》、《关锋沉浮录》和《戚本禹沉浮录》。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翻阅到阎长贵所写的一篇文章，以及他撰写的《问史求信集》一书，在他的记述里，对上面这三篇文章当中记述的一些纰漏进行了补正。

阎长贵是何许人也？

他是关锋的“关门弟子”，被戚本禹推荐给江，做了她的第一任机要秘书。

随着关锋的倒台，阎长贵也受到了牵累，只当了一年秘书的他，也走进了监狱。

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的回忆，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

01

在《王力沉浮录》里，1967年8月26日的晚上，在钓鱼台开会的现场，王力和关锋被要求“请假写检讨”，随后就被警卫局的战士带走了。

不过，根据阎长贵的回忆，这里有两点错误：

1、时间有误。不是8月26号，而是30号的晚上；

2、王力和关锋不是由警卫局的战士带走的，而是戚本禹亲自带二人离开会场的。

戚本禹把王力、关锋由钓鱼台十六号楼送到离十六号楼不远的钓鱼台二号楼。在送王力、关锋去二号楼前，戚本禹让办事组的人，给王力、关锋各准备了一套《毛选》以及纸和笔，但没对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二号楼干什么——这在当时是秘密的。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

02

在《王力沉浮录》和《关锋沉浮录》里，关于戚本禹被“请假写检讨”的叙述也有错误，王力和关锋在会上被要求“请假写检讨”，而当时的戚本禹并没有被处理。

1967年10月1日的国庆，戚本禹还走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了；过了两个月左右，1968年的1月，戚本禹也被抓了。

在《戚本禹沉浮录》里，记述王力和关锋出事后，戚本禹曾写了不少材料，批判王力和关锋，把三个人一起干过的坏事，都推到了“王关”二人身上。

不过，阎长贵也对此表示异议：

据我们了解，戚本禹没有写过这样的材料......按照戚本禹当时私下的说法，王力、关锋出了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

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倒是有些可信的，毕竟三人是捆绑在一起的，倘若戚本禹一股脑地把问题全部甩锅出去，这会更加让旁人觉得此为小人，所说所做皆不可信了

。

不过，在“王关”二人出事后，他倒是主动写过一篇检讨，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和王力、关锋划分界限，尽可能的把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封检讨是他在1967年9月4号写的，也就是“王关”二人出事后的第四天。

这封信不知道是谁叫他写的，很有可能是他主动写的。在这封信中，戚本禹除讲王力、关锋犯的错误及其思想根源外，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觉察不出。

——来源：《我所知道的戚本禹》，阎长贵。

03

在《戚本禹沉浮录》里，1966年的5月，田家英被停职反省后，及至后来田家英去世后，戚本禹就取代了他的位置，一时成为掌握机要大权的人物。

这个倒是和实际情况也相符，阎长贵也认为戚本禹在接替田家英的位置后，一度成为了显赫一时的人物。

不过，在《戚本禹沉浮录》里，以及一些其他的文章里，却是极度拔高了戚本禹当时的地位。

说他不但成为了伟人和江的秘书，就连陈伯达这些人见领导，都要通过戚本禹。

说实话，一开始看到这样的描述，我就是心存疑虑，甚至于有些不太相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戚本禹就算再显赫一时，也不至于地位如此特殊、如此显赫。

众所周知，伟人确实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秘书班子，不过秘书班子里的那些笔杆子，实际上都不是秘书。

虽然田家英去世后，戚本禹掌管了秘书室的工作，但他也不是伟人的秘书。

而当初江确实也提出过让戚本禹当自己的秘书，不过，戚本禹以自己工作粗枝大叶给婉拒了，随后他推荐了阎长贵。

对于陈伯达他们要见伟人，都要通过戚本禹，关于这种说法，阎长贵认为这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阎长贵就此事，曾特意询问过戚本禹本人，戚本禹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

很不准确，但又事出有因。我当时是秘书局副局长......陈、康他们需要事先向一组的徐业夫或其他值班卫士，或吴旭君电话约定。他们常常写个条子送一组，有时也用电话约。

.......

电话约，一是他们直接打电话，有时由他们的秘书打电话。情况紧急或特别重要时，他们则要我同徐业夫商量安排......这就给人造成误解，其实陈、康是我的上级......

——来源：《我所知道的戚本禹》，阎长贵。

04

在《关锋沉浮录》里，记述关锋是在《红旗》杂志创刊的时候，被调到了杂志社里，专门编辑供伟人参阅的《思想界动态》。

其实，当时我在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就心存疑虑，关锋在《红旗》杂志社，主要负责的应该是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才对。

后来看了阎长贵的回忆记述，对关锋的这段工作履历，我也算是比较了然。

1956年之前的关锋，主要是在山东工作，搞一些理论方面的研究，颇有一些名声。

1956年，他被研究室的副主任胡绳看中，调到了北京，在研究室工作，不久后出任该研究室哲学组的组长一职。

后来，研究室编发了一本刊物《思想界动态》，同时也成立了一个思想动态组，关锋担任组长。

不过，这本刊物也不是专供伟人参阅的，而是组织内部的刊物，其他人都可以参阅。

《红旗》杂志创刊后，关锋就被调到了该杂志社，一开始担任编委，后来担任《红旗》杂志社哲学史组的组长。

关锋进入《红旗》杂志社以后，之前在研究室由他负责编辑的《思想界动态》，也就转交给了其他人来负责，他不再插手此事。

不过，关锋在《红旗》杂志社的哲学组里，并不参与具体的编务工作，而是写一些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以及一些社论，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理论研究。

也正因为此，关锋也被人讥讽为“享受《红旗》的待遇，不做《红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