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安石变法是对症下药,也曾取得成效,为什么最后草草收场?
创始人
2025-07-11 15: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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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任知江宁府的王安石再度收到拜相的旨意。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一年前他受到郑侠弹劾,说自己的新法徒有虚表,虽然满口为国家为百姓,实际上灾荒仍然在、灾民仍让在,甚至还召集了多位民间画师画了一幅名为“流民旱灾困苦图”的大作呈在神宗案前,无非是想否定自己的新政,同时否定自己。

结果正合了政敌们的心意,宋神宗受不住百官和后宫的压力,一纸诏令把自己发配到了江宁。相位没有了,变法也失败了,呕心沥血制定的一条条法令也施行不下去,变法宣告流产。

回想起种种往事,王安石心中不免有颇多感叹,正巧途径瓜州,便有了此作。

原本以为此次进京能够再展宏图,将几乎费劲一生心血琢磨出来的新政贯彻全国,可没想到的是物是人非,仅仅远离朝堂一年的时间,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竟然举步维艰。他失败了,输的彻底,也认清了朝堂时局并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能扭转的,于是隔年王安石便辞去相位,远离了开封城这个是非之地,一起带走的还有那些变法举措。

背景

军事受挫六年,世宗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

北宋是建立在后周遗骸之上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殿前都检点,负责宫中的禁卫军,相当于后周的皇室保镖,虽然很重要但是权力却微乎其微。直到公元960年北汉与契丹联合攻后周,赵匡胤才开始独立统军,这也为之后陈桥兵变开创北宋基业埋下伏笔。

契丹助其灭后唐,册封为帝,建国号晋,建都于汴,史称后晋。乃割让幽、云等十六州于契丹,每年献帛三十万匹,称“儿皇帝”。

北宋开国之初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幽云十六州被后晋皇帝石敬瑭拱手送给了契丹,原本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屏障没有了;而且幽云之地素来就是中原地区重要的马匹、牲畜供应地区,如今这块宝地受制于他人,北宋的战马补给就显得十分吃力,在对阵从小生活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劣势就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崭新的中原王朝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深受游牧民族侵扰。

公元1004年,辽军南下,兵临澶州,而澶州之后就是北宋国都开封城,正是这一战差点让北宋灭国,也让当时的宋真宗赵恒和百官们认识到北方鞑虏强悍的战斗力;公元1038年、1039年、1042年,西夏三次发动对北宋的大规模进攻,而且均以北宋的失败而告终,一时间让朝堂上下慌了神,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连偏居西北的蛮夷都敌不过,以后将以何立于华夏。

其实北宋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失利是有必然原因的。除了前边提到的失去幽云十六州便没有了地理屏障和战马供应外,本身的军制也是一大短板。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赵匡胤的皇位是由部下抬上去的,他也害怕假以时日“黄袍加身”的故事再度上演,所以便将兵权从武将手中夺去,转交于文臣手中。自此之后,军队调动需要枢密院发文;军队掌控却归于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司”合称为“三衙”;用兵之时,将领必须由皇帝钦点。

如此一来,军队统兵、调兵权力分离,将领由皇帝直接任命,而且大都侧重于文臣领兵,再也不用担心武将权力过大或者一时莽撞对皇权的威胁,但同时也带来了弊端:将领和士兵互不相识,彼此之间需要磨合;如遇战事,调兵流程繁琐,贻误战机。

不仅如此,因为北宋兵甲的待遇极好、数目繁多、编制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冗兵现象,开国之初兵力12万人,而到了宋真宗时期激增到40余万,如此爆炸式的增长并不是好事,战斗力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国库开支却已经不堪重负,于是便有了明朝高攀龙所说的“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

官员数目庞大官僚机构之臃肿,官员数目之冗繁,北宋为历朝之冠。

官场就如同一个循环,每过一个周期就要进行一次“换血”,也就是开科考试,为朝廷提供新鲜血液,然后裁掉或者说让部分年老、无能者还乡,如此往复才能形成一个平衡。

北宋对于吸纳新鲜血液这一点成绩尤为突出,以往朝代每届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不过三四十人,而北宋时期的进士及第都以百计算,再加上皇帝下旨特设的科举考场,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而那些在位的官员,因为优厚的待遇舍不得告老还乡,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留任。

如此一来官场只进不出,早已经形成了饱和的境地,那些多余的官员怎么办呢?那便是多设官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部的尚书、郎中,学士、给事都是虚职,他们不司职务、没有实权,全是设在那里领着俸禄的“养老官”,他们有的终其一生都没有断过一次案子、上过一次奏表。

一群人不做事却能按月拿到俸禄,而且这群人的数目如此庞大,竟然达到了万人之多,无疑加重了朝廷的国库负担,北宋贫弱局面更重了。

土地兼并激化矛盾“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作为主导的,而商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作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所以通常历代君主都会尽量让土地均匀化,使“耕者有其田”,来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调和阶级矛盾。可是北宋建国之初就曾颁布诏令,个人开垦的荒地不计赋税,“能者多居”,意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他们多开荒,土地多了经济自然就发展了。

这条法令颁布之初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农民积极拓荒,耕地面积成倍增长。可是时间一长,它的弊端就显露了。

它只鼓励农民多种地、多开荒,却未颁布抑制土地兼并的条令,没有对新开垦土地的“再分配”,就让大地主阶级钻了空子,他们依靠雇佣的佃农大肆拓荒、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地、还以高额的利息向民间借贷,原本“藏富于民”的目标被大地主们截胡,成为真正的获利者,而农民们依旧无地或者少地,造成了《宋史》中记载的“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至此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对症下药

裁兵、保甲、将兵之法首先做的就是裁撤军队,给与年老、伤残的兵甲一定补偿,然后安排他们退伍,并且要定期对服役士兵进行测验,成绩差者一律清退。“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将农户以“保”为单位,训练民兵。统兵、调兵合并,使兵将不再分离。

改革科举、任人唯才前面说北宋每届的科举考试都会选拔出数百人,而且很多职位都是“养老官”。

这次王安石将科举内容改为了策论、经义,考察学子们对时事的看法与见解,经世致用,那些只知明经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挡在了门外。提拔官员靠的是能力,而不再是资历,这就给了初入官场却有才能的人机会,那些在其位毫无建树的人自然就没有了特权。

青苗、方田、募役之法官府向农民借贷,并收取小额的利息,断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每户需要服的劳役可以通过缴纳“免役钱”来抵消,解放了生产力。核查土地,惩戒隐瞒土地数目的地主,之后按每亩缴纳赋税。

“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经过一系列变法举措的实施,北宋的财政收入提高了,青苗法、募役法让国库多了一笔额外的赋税收入,方田法也查出大量瞒报的土地;军事实力加强了,裁兵去除了大量战斗力低下的兵甲,留在军队中的都是精锐,保甲法可谓全民皆兵,后备的兵力资源能够快速补充军事需求的缺口,将兵法则让将领与军队的关系变得密切,如遇战事军队能够迅速反应,不会再出现将不识兵、兵不知将的局面;选官用人的改革让一大批有识之士得以任用,民间学子经世之风盛行,所读书文侧重于实际应用而非单单的礼义道德。

就是这样与当时社会弊端紧密结合、对症下药的良方,却没能施行下去,最终草草收场,其王安石本人也受到颇多排挤,最终被罢免了相位,落得个郁郁而终的结果,究竟为何?

草草收场的原因

急于求成,引起民怨分析了王安石的每条举措,都是对当时社会弊端的纠正,如果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缓而行之,必能够维持变法的施行、革除积弊。可是王安石太急了,迫切想要改变格局,所编纂的条令中不乏有过激之举。譬如说保甲法,强制征集民兵,凡是身体健全者都应服从,所以在1071年(熙宁四年)各地就出现了自残来躲避保甲的案例;裁兵也操之过急,短短两年的时间就裁撤掉十几万,导致“军中多仇之”,哀怨之声比比皆是。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激起一些矛盾和不利言论,这本无可厚非,益则取之弊则摒之就好,可是王安石却不能忍受反对自己的声音,变法初期凡是有质疑的声音都会严厉打压,他想为变法创造一个“一言堂”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否认这种环境更适合变法的进行,但此举却使怨声更加激化。

施行偏颇,用人不当施行偏颇最大的表现就是地方官员借机中饱私囊,青苗法中官府对百姓借贷的利息为半年二分,但不少官员私自调高利息,三分、四分、甚至达到了五分,这样一来与借地主的高利贷并无两样,就这样变法施行不通,成效也就不理想。

再者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品行不端,难堪大任。像吕惠卿、蔡京、邓绾等人,要么无耻不信,要么两面三刀,为了自己的仕途四处谄媚,甚至把变法作为筹码交易,如此大任交给这种人手中,也算是王安石识人不明、用人不当。

遭到多重阻挠王安石变法遇到的阻挠势力有两个,一个是大地主、一个是保守派。

大地主阻挠是因为变法触碰了他们的利益,青苗法使他们不能再获取大额的放贷收益;方田法则查出了大量的私地,要补交巨额赋税。保守派则是因为政见不合,对变法的方向、政策都有不同的见解,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

不论是大地主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极力抨击变法,来稳固己方的利益需求,王安石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

宋神宗的不信任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刻阐述了当时国家的积弊,改革变法刻不容缓,因而深受宋神宗倚重,随即拉开了变法的序幕。可是在1074年(熙宁七年),因为众多大臣联名弹劾,外加太后施压,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直接罢免了他的相位。虽然隔年王安石再度出任宰相,但神宗对他已是"意颇厌之,事多不从"。没有了君主的信任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屡屡受挫,神宗驾崩后,新法也被废除。

王安石变法意在强兵富国,推出的新法也是直指国家弊症,但因为急于求成,没有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固化,从而导致反对派和民众的阻挠,进而引起宋神宗的不满。在举步维艰之下得不到预期的成效,而手下执行者更是为一己私欲不惜出卖新法,造成了原本的治国良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窘境,草草收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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