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任知江宁府的王安石再度收到拜相的旨意。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一年前他受到郑侠弹劾，说自己的新法徒有虚表，虽然满口为国家为百姓，实际上灾荒仍然在、灾民仍让在，甚至还召集了多位民间画师画了一幅名为“流民旱灾困苦图”的大作呈在神宗案前，无非是想否定自己的新政，同时否定自己。

结果正合了政敌们的心意，宋神宗受不住百官和后宫的压力，一纸诏令把自己发配到了江宁。相位没有了，变法也失败了，呕心沥血制定的一条条法令也施行不下去，变法宣告流产。

回想起种种往事，王安石心中不免有颇多感叹，正巧途径瓜州，便有了此作。

原本以为此次进京能够再展宏图，将几乎费劲一生心血琢磨出来的新政贯彻全国，可没想到的是物是人非，仅仅远离朝堂一年的时间，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竟然举步维艰。他失败了，输的彻底，也认清了朝堂时局并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能扭转的，于是隔年王安石便辞去相位，远离了开封城这个是非之地，一起带走的还有那些变法举措。

背景

军事受挫六年，世宗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

北宋是建立在后周遗骸之上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殿前都检点，负责宫中的禁卫军，相当于后周的皇室保镖，虽然很重要但是权力却微乎其微。直到公元960年北汉与契丹联合攻后周，赵匡胤才开始独立统军，这也为之后陈桥兵变开创北宋基业埋下伏笔。

契丹助其灭后唐，册封为帝，建国号晋，建都于汴，史称后晋。乃割让幽、云等十六州于契丹，每年献帛三十万匹，称“儿皇帝”。

北宋开国之初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幽云十六州被后晋皇帝石敬瑭拱手送给了契丹，原本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屏障没有了；而且幽云之地素来就是中原地区重要的马匹、牲畜供应地区，如今这块宝地受制于他人，北宋的战马补给就显得十分吃力，在对阵从小生活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劣势就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崭新的中原王朝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深受游牧民族侵扰。

公元1004年，辽军南下，兵临澶州，而澶州之后就是北宋国都开封城，正是这一战差点让北宋灭国，也让当时的宋真宗赵恒和百官们认识到北方鞑虏强悍的战斗力；公元1038年、1039年、1042年，西夏三次发动对北宋的大规模进攻，而且均以北宋的失败而告终，一时间让朝堂上下慌了神，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连偏居西北的蛮夷都敌不过，以后将以何立于华夏。

其实北宋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失利是有必然原因的。除了前边提到的失去幽云十六州便没有了地理屏障和战马供应外，本身的军制也是一大短板。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赵匡胤的皇位是由部下抬上去的，他也害怕假以时日“黄袍加身”的故事再度上演，所以便将兵权从武将手中夺去，转交于文臣手中。自此之后，军队调动需要枢密院发文；军队掌控却归于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司”合称为“三衙”；用兵之时，将领必须由皇帝钦点。

如此一来，军队统兵、调兵权力分离，将领由皇帝直接任命，而且大都侧重于文臣领兵，再也不用担心武将权力过大或者一时莽撞对皇权的威胁，但同时也带来了弊端：将领和士兵互不相识，彼此之间需要磨合；如遇战事，调兵流程繁琐，贻误战机。

不仅如此，因为北宋兵甲的待遇极好、数目繁多、编制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冗兵现象，开国之初兵力12万人，而到了宋真宗时期激增到40余万，如此爆炸式的增长并不是好事，战斗力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国库开支却已经不堪重负,于是便有了明朝高攀龙所说的“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

官员数目庞大官僚机构之臃肿，官员数目之冗繁，北宋为历朝之冠。

官场就如同一个循环，每过一个周期就要进行一次“换血”，也就是开科考试，为朝廷提供新鲜血液，然后裁掉或者说让部分年老、无能者还乡，如此往复才能形成一个平衡。

北宋对于吸纳新鲜血液这一点成绩尤为突出，以往朝代每届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不过三四十人，而北宋时期的进士及第都以百计算，再加上皇帝下旨特设的科举考场，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而那些在位的官员，因为优厚的待遇舍不得告老还乡，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留任。

如此一来官场只进不出，早已经形成了饱和的境地，那些多余的官员怎么办呢？那便是多设官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部的尚书、郎中，学士、给事都是虚职，他们不司职务、没有实权，全是设在那里领着俸禄的“养老官”，他们有的终其一生都没有断过一次案子、上过一次奏表。

一群人不做事却能按月拿到俸禄，而且这群人的数目如此庞大，竟然达到了万人之多，无疑加重了朝廷的国库负担，北宋贫弱局面更重了。

土地兼并激化矛盾“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作为主导的，而商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作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所以通常历代君主都会尽量让土地均匀化，使“耕者有其田”，来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调和阶级矛盾。可是北宋建国之初就曾颁布诏令，个人开垦的荒地不计赋税，“能者多居”，意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他们多开荒，土地多了经济自然就发展了。

这条法令颁布之初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农民积极拓荒，耕地面积成倍增长。可是时间一长，它的弊端就显露了。

它只鼓励农民多种地、多开荒，却未颁布抑制土地兼并的条令，没有对新开垦土地的“再分配”，就让大地主阶级钻了空子，他们依靠雇佣的佃农大肆拓荒、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地、还以高额的利息向民间借贷，原本“藏富于民”的目标被大地主们截胡，成为真正的获利者，而农民们依旧无地或者少地，造成了《宋史》中记载的“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至此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对症下药

裁兵、保甲、将兵之法首先做的就是裁撤军队，给与年老、伤残的兵甲一定补偿，然后安排他们退伍，并且要定期对服役士兵进行测验，成绩差者一律清退。“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将农户以“保”为单位，训练民兵。统兵、调兵合并，使兵将不再分离。

改革科举、任人唯才前面说北宋每届的科举考试都会选拔出数百人，而且很多职位都是“养老官”。

这次王安石将科举内容改为了策论、经义，考察学子们对时事的看法与见解，经世致用，那些只知明经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挡在了门外。提拔官员靠的是能力，而不再是资历，这就给了初入官场却有才能的人机会，那些在其位毫无建树的人自然就没有了特权。

青苗、方田、募役之法官府向农民借贷，并收取小额的利息，断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每户需要服的劳役可以通过缴纳“免役钱”来抵消，解放了生产力。核查土地，惩戒隐瞒土地数目的地主，之后按每亩缴纳赋税。

“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经过一系列变法举措的实施，北宋的财政收入提高了，青苗法、募役法让国库多了一笔额外的赋税收入，方田法也查出大量瞒报的土地；军事实力加强了，裁兵去除了大量战斗力低下的兵甲，留在军队中的都是精锐，保甲法可谓全民皆兵，后备的兵力资源能够快速补充军事需求的缺口，将兵法则让将领与军队的关系变得密切，如遇战事军队能够迅速反应，不会再出现将不识兵、兵不知将的局面；选官用人的改革让一大批有识之士得以任用，民间学子经世之风盛行，所读书文侧重于实际应用而非单单的礼义道德。

就是这样与当时社会弊端紧密结合、对症下药的良方，却没能施行下去，最终草草收场，其王安石本人也受到颇多排挤，最终被罢免了相位，落得个郁郁而终的结果，究竟为何？

草草收场的原因

急于求成，引起民怨分析了王安石的每条举措，都是对当时社会弊端的纠正，如果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缓而行之，必能够维持变法的施行、革除积弊。可是王安石太急了，迫切想要改变格局，所编纂的条令中不乏有过激之举。譬如说保甲法，强制征集民兵，凡是身体健全者都应服从，所以在1071年（熙宁四年）各地就出现了自残来躲避保甲的案例；裁兵也操之过急，短短两年的时间就裁撤掉十几万，导致“军中多仇之”，哀怨之声比比皆是。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激起一些矛盾和不利言论，这本无可厚非，益则取之弊则摒之就好，可是王安石却不能忍受反对自己的声音，变法初期凡是有质疑的声音都会严厉打压，他想为变法创造一个“一言堂”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否认这种环境更适合变法的进行，但此举却使怨声更加激化。

施行偏颇，用人不当施行偏颇最大的表现就是地方官员借机中饱私囊，青苗法中官府对百姓借贷的利息为半年二分，但不少官员私自调高利息，三分、四分、甚至达到了五分，这样一来与借地主的高利贷并无两样，就这样变法施行不通，成效也就不理想。

再者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品行不端，难堪大任。像吕惠卿、蔡京、邓绾等人，要么无耻不信，要么两面三刀，为了自己的仕途四处谄媚，甚至把变法作为筹码交易，如此大任交给这种人手中，也算是王安石识人不明、用人不当。

遭到多重阻挠王安石变法遇到的阻挠势力有两个，一个是大地主、一个是保守派。

大地主阻挠是因为变法触碰了他们的利益，青苗法使他们不能再获取大额的放贷收益；方田法则查出了大量的私地，要补交巨额赋税。保守派则是因为政见不合，对变法的方向、政策都有不同的见解，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

不论是大地主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极力抨击变法，来稳固己方的利益需求，王安石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

宋神宗的不信任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刻阐述了当时国家的积弊，改革变法刻不容缓，因而深受宋神宗倚重，随即拉开了变法的序幕。可是在1074年（熙宁七年），因为众多大臣联名弹劾，外加太后施压，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直接罢免了他的相位。虽然隔年王安石再度出任宰相，但神宗对他已是"意颇厌之，事多不从"。没有了君主的信任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屡屡受挫，神宗驾崩后，新法也被废除。

王安石变法意在强兵富国，推出的新法也是直指国家弊症，但因为急于求成，没有考虑到社会关系的固化，从而导致反对派和民众的阻挠，进而引起宋神宗的不满。在举步维艰之下得不到预期的成效，而手下执行者更是为一己私欲不惜出卖新法，造成了原本的治国良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窘境，草草收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