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民“史家要严肃地审查和采辑文献”

刘知幾在《史通》卷五中，专立《采撰》等篇探讨历史撰述活动的史料搜集与别择。然而他以“采撰”名篇，却未在本篇正文和《史通》他篇中使用这一概念。这与“直书”“曲笔”“书事”等不同，与“叙事”的出现频度更相去甚远。刘知幾言采撰，秉持“实录”之史的严格标准，且以此论经衡文。清人浦起龙称赞此篇“持论正大方严”，并将之作为刘知幾学识卓越之证。不过，自史学“近代化”以来，有针对性的批评则多了起来，或基于“作史料读”而非“作史读”批评其有损史料保存，或基于经史之分而批评其不通经学只专史学，或基于文史不同而批评其以史论文。

那么，何谓“采撰”？《采撰》篇并未明确界定，但篇文内容结构清晰、问题指向明确。以浦起龙《史通通释》通行本的段落划分来看，首段正面阐述采撰的重要作用与基本原则，余下七段皆批评采撰不实。主旨所在，正是明人郭孔延所说的“采撰当博、舛驳当择”，而重心则在强调“史家要严肃地审查和采辑文献”。如果具体寻绎其主旨，大致可以从如下几层来看：一是强调史料是历史著作的基础。二是强调史料采择是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强调考信以获取可靠的历史事实。

历史撰述在史料上当博雅并重，《采撰》篇一再强调的这一核心思想，上承司马迁等人，后又有承继发展。作为偏义复词的“采撰”在刘知幾之后的古代史学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范围相对有限；在表达历史撰述的史料搜采环节方面，他自己在正文中曾使用的“采”与“采摭”等，使用频度更高。

采撰成就历史名著的几个典型特征

据今人统计，《史通》引书多达345种。观《古今正史》篇可见，其中可称为历史名著者自然不少。然而《采撰》篇视为正面典型的，不过《左传》《史记》《汉书》三种而已。正如刘知幾在《探赜》篇所说：“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即使对此三书，在本篇和他篇中也多有基于采撰标准的批评。赞誉未必皆如实，批评又或未皆妥当。由其抑扬之处加以分析，正可揭示采撰成就历史名著的几个典型特征。

一则，以采撰凸显历史名著的要义在于呈现事实之真。既然称为历史名著，最为内核的要求当是真实可靠的史料及其承载的历史事实。刘知幾在《采撰》等篇正面彰显博雅阙疑典范、反面批评各家失误，明显意在将史著与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相区别。《载文》篇强调“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认为史著载文需“文皆诣实，理多可信”、不取“悠悠饰词”，方是“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杂说下》篇肯定因士燮、刘昞著录而边隅之人事、风俗方得传诸后世，则言“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明确赋予了史著不同于文学作品而承载历史事实的功能。《古今正史》篇说：“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这段话承继《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言而加以发挥，又彰显了史传不同于经书的“本事”与“事实”。其实，这也正是《采撰》篇言“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的思想语境。达成这一目标，必有赖于博采各“国”、各类可信史料。

二则，以采撰获取博雅之史料。言及《左传》《史记》《汉书》的成功，刘知幾指出：“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这段话似可从三方面来看。一是强调它们在史料采撰上呈现共同特征，即来源上具有“国别”、地域、类别的广博，可信度上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二是刘知幾的举例，所强调者乃在可靠的文献史料，与《采撰》篇末对司马迁、孙盛游历采访证据的批评恰成呼应。《古今正史》篇谈《史记》的材料来源，“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比《采撰》篇的表述相对详尽、区分更细致，更能彰显古今贯通之通史的文献史料特征。三是“全同太史”所表征的如何对待前代权威的问题。今人普遍认为，《汉书》与《史记》时空重叠部分多用旧文，而又有许多重要的史料补充和修订，郑樵所谓“尽窃迁书”确过偏激。历史的再写，后出史著与已有撰述在史料上的应有关系，《汉书》的成功有值得借鉴之处。

三则，阙疑却不消极，积极询采以补正典旧史所缺。赞扬马班采撰博雅而成信史之后，刘知幾开始追溯“中世”以来“引书之误”的萌生。传说、神话、寓言、图谶的入史，被他目之为“舛驳”“异端”“虚益新事”。近人张舜徽曾特意将刘知幾论马班典范与引书之误这段联系起来评点，指出司马迁“于太古之事，言必有征，不知则阙，绝不纠缠于荒远无稽之谈，足以见其采撰矜慎之意”，后汉尤其是魏晋以来，“意追高远，语崇虚漠。遂不得不采及杂书，醇驳莫辨”，因而肯定刘知幾的判断“非苛论”。刘知幾解释司马迁为何将伯夷、叔齐置于列传之首，曾特意指出：“案史之于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远古之事，文献无稽，阙疑无可厚非，但优秀的史家也并非一概置之不理。相关的民间传闻，如能调查后甄别采录，亦可见古史踪影。对于近代之事，访诸故老，更是极为必要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史记》作者以其广泛的游历和探查，展现了田野调查增辉千古名著的宝贵价值。近人程千帆点评《采撰》篇时曾经系统梳理司马迁本人所道及的史料来源，除“取资于简册者”外，尚有“取资于亲闻于时人之所言者”“取资于亲履其地之所闻见者”“亲见其人而为之传者”。面对这样的实际，刘知幾在《采撰》篇末却认为：“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尧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这里的《三志》本身包含《史记》，刘知幾的表述首先就有内在的逻辑错误。而其一味崇尚文献贬低口碑的态度，遭到了诸家《史通》点评者如吕思勉、程千帆、张舜徽等人的一致否定。刘知幾的不当批评，恰恰从反面彰显了司马迁并重各类文献、且辅以调查口碑的采撰，正是《史记》得以成功的秘诀。

史著的史料广博，是史家主观努力搜求的结果，然亦颇多为时代条件所成就与制约。刘知幾在《探赜》《烦省》《古今正史》等篇明确指出：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诸如从割据分立到大一统、从见告制度到严密史事征集系统的建立，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等，皆对史家撰述的史料搜集有直接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对唐代史馆的批评之一，便是史料汇集系统的崩坏。综观历代史料集散，刘知幾提出了这一带有理论总结的命题：“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当然，史料的增多既是采撰广博的机遇，也是考辨别择的挑战。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