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业英在《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认为《军事计画》确非蔡锷所撰。然而，此文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不仅在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有什么价值，而且本身还暴露出不少不靠谱之处，其结论当然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军事计画》确系蔡锷所撰。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曾业英经常喜欢批评别人的文章“文不对题”。

例如，1907年7月20日，击椎生（蔡锷）在《云南》杂志第七号发表诗作《回国有感》，抒发了自己回国之后的情感：

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

十年戎马历边城，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

2018年7月，曾业英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指称击椎生（蔡锷）此诗“文不对题”：“诗中所说，大部分都是击椎生以往的经历，唯有最后两句说及‘回国’之事，但却是‘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面对着室内的小灯‘欲诉乡心’的击椎生‘也思归去’，分明是想回故乡，而不是说已回。”言下之意，是击椎生（蔡锷）自己写错了！

来源：曾业英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笔者认为，曾业英指称击椎生（蔡锷）《回国有感》诗“文不对题”，是对击椎生《回国有感》诗的严重误读。其实，击椎生《回国有感》诗是由两首七绝组成的组诗，前一首押ou韵,后一首押eng韵,故笔者在编《蔡锷集外集》收入此诗时，将之作为七绝二首的组诗来处理。

所谓组诗，是指同一诗题、内容互相联系的若干首诗组成的作品。组诗中的每首诗相对完整和独立，各首诗可以同一韵，也可以不同韵，但组诗中的每首诗与其他诗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主题相同，也可以是内容相关，还可以是空间或时间上的相近。但无论是哪一种联系，组诗中每一诗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取向上力求全面、透彻地反映事物的内涵或作者的情感。从这一点来看，组诗具有单首诗所不能具备的优势，所以从先秦至今，广为诗家所采用。

再看击椎生的《回国有感》诗，前一首七绝回顾了自己“频年浪迹大江游”的多次出国又归国的经历，后一首七绝中，则抒发了回国之后又在外地戍边，因远离故乡而对家乡及亲人倍加思念之情。这两首七绝各自成章，内容各有侧重，却又紧密联系、相互补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堪称思内诗中的珍品。

由于曾业英阅读《回国有感》这样的组诗时，仍以单首诗的标准来理解，从而导致误读，以致得出“分明是想回故乡，而不是说已回”和“文不对题”的荒谬结论。因此，其相关结论当然不能成立。

又如，在《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一文中，曾业英由于对“计划”二字一知半解，竟然以常见的工作计划为“‘计划'书类的特有规范”，并以之去理解和硬套蔡锷的《军事计画》，结果得出其所谓蔡锷《军事计画》“文不对题”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其实，“计画”的本意是：1.计虑、谋划。2.计策。蔡锷的《军事计画》就是一种军事计策，或军事策略，文题完全相符，没有毛病，倒是曾业英由于对“计划”二字一知半解又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来源：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

不仅因自己的误读而批评别人“文不对题”，而且曾业英自己也常常犯“文不对题”的错误。其《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中的第三议，即“蒋方震《军事常识》包含蔡锷军事思想”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都就与所谈论“蔡锷《军事计画》问题”的总标题明显“文不对题”，很不靠谱。

来源：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

曾业英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不应该把蒋方震《军事常识》拉进来。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让第三议的标题紧扣主题，改为“蔡锷《军事计画》是其军事思想的总结与提升”就靠谱了。

至于内容，把曾业英的原文稍作如下调整也就顺里成章了：

第一，关于政略与战略问题。蔡锷在《军事计画》第一章中言及四个重点。其一为练兵目的。他说，练兵是为求战，先求敌而后练兵，其兵强，“故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其二为政略与战略关系。他提出，“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政略定而战略生焉”。而政略是由求生存的国家，依据自身历史地理特点和当时的内外形势决定的。其三是练兵的要领。他认为“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所谓立必战之志者，道在不自馁”，“策必胜之道者，道在不自满”。也就是说，练兵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教育和训练军人对敌树立必战、必胜之志，而要达此目的，就要“不自馁”、“不自满”。其四是治兵的“先决问题”。他认为，治兵“首在择敌”。而择敌之策，有“擒贼擒王”和“偏败众携”二说，至于采用其中何说，则视国家实力而定。如国家“政令修，财用足，民气强，则用前策”；倘若“积弱之余，威信未立，则当用后策”。唯有两“大不可。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既欲战甲，又欲战乙，是则大不可，备多者力分也。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今日欲战甲，明日复欲战乙，则大不可，心不专，力不举也”。

而对于“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蔡锷留学日本时就说过：“英雄多成于争竞最剧场中，必经多少之苦难危险，而后惊人之伟业、眩人耳目之历史出焉。国亦犹是耳。孟子曰：国家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民国建立后，他针对当时国家面临的外患危机，又指出：“虽逼处强邻，夫何畏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又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明训昭然，可深长思，愿与诸君共勉之。”对于政略与战略的关系，他说：“政略之决定，必应于国家内因外缘之情况与形势。”又说，“夫政略上言之，则联合之必要有三”，并详列了三个必要“联合”的理由；而“自兵略上说，则联合之必要有四”，也详列了四个必要“联合”的理由。在他看来，政略既取“联合”，“兵略”也就必须取“联合”，即蒋方震所说“政略定而战略生焉”。对于练兵要领，蔡锷同样要求将士必须立志：“军人天职，以保卫国家，服从命令为要义……此身可死而不可屈，此志可亡而不可夺。愿我军士，共励此心。”并指出军队“胜于奋，败于骄。尔尚蓄乃精锐，砺乃锋刃，以效命于疆场”，要求出征将士“无即于欲，无逸于骄，保此武德”。

至于治兵的“先决问题”，即择敌问题，蔡锷称其为“想定敌国”。1913年七八月，他曾具体分析过当时中国和西南五省的“想定敌国”，应视列强对我国领土持何种行动方式为定。他认为，“国际战争，原为国家万不获已之事，而最后之手段也”，而“吾国今日之想定敌国，当应于列强对于吾国领土之行动而定”。如果列强对我国领土采取单独“危害”行动，“吾国当择其剧烈之戎首战胜而膺惩之，其余诸国必因之而戢其野心，以就我范围，则此想定敌国是为吾国全局之想定敌国”。如果列强采取“协同之行动，对于我领土而行其分割”，则“惟有联合国防地带利害关系之诸省，分兵应付为最后之防御，则此想定敌国是为一方面之想定敌国”。对于“想定敌国”，就西南五省而言，“不得不一方以英为想定敌国，为第一之战争准备，一方以法为想定敌国，为第二之战争准备，同时以英、法为想定敌国，为第三之战争准备”。为对付“想定敌国”英法，仅依西南任何一省不足为战，必须“联合滇、川、黔、桂、粤以对付之”，须对我西南方面联合使用之兵力，“预为决定，预为编成，以为作战之根据。然此兵力之决定，须外测敌国，内度自国平（昔）战时兵力之多寡，而为相当之应对”。可见，蔡锷这里的择敌原则与其《军事计画》所说依国家实力择敌也是一致的。

第二，关于军事教育问题。蔡锷在第六章开篇就说：“人也，器也，军也，国也，各有其个体。其形式上之一致，则编制之责也；其精神上之一致，则教育之责也。”接着又总结道：“有一言而可以蔽教育之纲领者，则一致之说是也。故第一，求人与器之一致；第二，求兵与兵之一致；第三，求军与军之一致；第四，求军与国之一致。”意谓教育的“责任”，就是要达到“精神”的“一致”。这就要“人”具备熟练掌握使用武器的能力；“兵”能融洽、团结与合作；各兵种能相互联合与协调；军队要有爱国心和国家观念。关于如何达到“人与器”的“一致”，蔡锷认为，“必先授以徒手教练及体操以发达之，体与神交养焉，然后授以器，使朝夕相习，以至简之方法，为至多之练习，久久而心、身、器三者之一致乃可言也。故夫步兵之于枪也，则曰托之稳，执之坚，发之由自然；骑兵之于马也，则曰鞍上无人，鞍下无马，皆极言其身与器之一致也，此单人教练之主旨也”。蔡锷留学日本，学的就是骑兵科，当然不会不知道“骑兵之于马也，则曰鞍上无人，鞍下无马”的训练规则。对于如何培养“兵”的“一致”，蔡锷提出“在视、听、言、动”，特别强调“人格之影响，情分之交感”作用：“惟人格有影响，而上下间之关系以深，惟情分有交感，而彼此间之协同以著。此种一致之基础，成于战术单位之连。连者军队之家庭也，其长则父也；连之官长则成年之弟兄也；弁目之长曰司务长者，则其母也；是数人者，于兵卒一身之起居饮食、寒暑疾病，无不息息焉管理之监视之，苦乐与共而其情足以相死。夫而后一致之精神立焉，此一连教育之主旨也。”而蔡锷1911年在《曾胡治兵语录》中就对此作过精细阐说，而且连所用比喻也较为相似，都是以“家庭”喻军营。他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父兄之待子弟，虑其愚蒙无知也，则教之诲之；虑其饥寒苦痛也，则爱之护之；虑其放荡无行也，则惩责之；虑其不克发达也，则培养之。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 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又说：“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在援藏的军事实践中，他指示部队，“古人有言，师克在和”，“勿以小忿乱大谋，勿以小挫伤大勇，勿以财色肇纷争，勿以意见起冲突。联股肱心膂之谊，收所到必克之功，以恢复我领土，宣扬我国威”。关于“军”的“一致”，蔡锷认为要点是“自其纵者言之，则将将之道，有视乎天才。自其横者言，则和衷共济有视乎各人之修养”，并特别强调军纪的重要性，提出“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而且蔡锷对于“将将之道”，也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说过同样的话：“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又说：“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 欲求和衷共济，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乃可以言破敌。”

第三，对于“军与国之一致”，蔡锷提出，“则全军一贯之爱国心是也 ”。又说：“战争之特性有四，曰危险，曰劳苦，曰情状之不明，曰意外之事变……此平时所贵乎修养磨练也。”这更是蔡锷的一贯思想。他从广西练兵开始，就强调要“为国家”，曾在一封信中兴奋地告诉友人：“征兵于日昨到百人，多读书种子，询其当兵之责任维何，莫不以‘为国家’三字对。气象俱淳朴耐苦（现被服未到，夜惟草席一床，不畏冷），即其中有二三学生，

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差足慰也。”又说：“吾国陆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所谓“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是说当时的陆军教育，仅教育学生以谋取一官半职为目的，未教给学生真正的军事本领，更不重视“军人精神”。他还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

置国家于坦途。”对有关战争特性的修养磨炼，蔡锷也有明确论述：“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练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欲其效命于疆场，允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驭兵之道，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聚数百千血气方刚之少年于一团，苟无所以范其心志，劳其体肤，其不逾闲荡检，溃出堤防之外者，乌可得耶。”

这样，稍加调整，曾业英《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中的第三议从标题到内容岂不就文题相符，有理有据，非常靠谱了吗？曾业英先生意下如何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