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当时脆弱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经济结构比例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调。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我党召开了庐山会议。庐山会议的本意是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属于“纠左”，不过，彭老总递交万言书后，会议风向发生了转变，由“纠左”改为了“反右”。

庐山会议召开的日期是1959年7月21日至8月1日。不过，8月2日至8月16日，又继续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是连在一起的，可以看成是一次会议。在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之前，宋任穷等上将也接到通知，上了庐山，参加了后续的会议。

宋任穷出生于1909年，湖南浏阳人，土地革命时期，宋任穷参加了红军，并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宋任穷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到达陕北后，宋任穷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陕北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便利条件。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南征北战，为缔造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宋任穷留在西南工作，担任了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55年授衔时，宋任穷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授衔之后，宋任穷陆续担任了三机部部长、二机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等职务，继续致力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建设。

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要求所有的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都不得请假，必须上山参加会议。当时宋任穷担任二机部部长，也是中央委员，按照相关要求，他必须要到庐山参加后续的会议。

到庐山后，宋任穷也得知了彭老总的“万言书”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会议内容。当时宋任穷表示不同意彭老总的看法，在会上也作了批评彭老总的发言。庐山会议结束后，宋任穷返回北京，他还与几位同事一起到医院探望了正在治病的邓公。

在医院期间，宋任穷等人向邓公讲述了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受批判的情况。邓公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彭老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

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公的发言无疑给了彭老总莫大的支持，同时，也给宋任穷等干部提了一个醒，提醒他们彭老总过去是对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晚年的宋任穷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提起这次错误的批判，宋任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反思道：“这说明我觉悟不高，认识片面，应当引以为戒，作自我批评。”

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特殊时期”中，宋任穷也受到了冲击，身心受到极大的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宋任穷才重新复出，担任了七机部部长。1978年，宋任穷又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主要负责落实干部政策，任职期间，他解放了大批干部，至今都被人们铭记。

晚年的宋任穷还进入中顾委，担任了中顾委常委以及副主任等职务，继续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谋划策。2005年，宋任穷因病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