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缺乏宗教信仰。然而，这种观察可能基于对中国宗教历史的误解或有限的信息。

马丁·雅克教授，这位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担任高级研究员的学者指出，这种偏见的出现源于西方始终秉持自身视角来解读中国。

如果说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遵循一个特定的宗教信仰，就断言中国人缺乏信仰，这样的论述似乎过于主观和片面。

自古以来，东西方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各异的文明与思维范式。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脉络，至今仍旧散发着强大的精神魅力，正如雅克教授所言：“全球唯有中华与其他民族之分，因为我们无法企及中华儿女的信仰深度。”

【西方宗教：对神明的畏惧与崇敬】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众多自然现象尚未被科学所揭示，人们便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来描绘对自然与自身的理解，由此诞生了神话传说。

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神话已深刻展现了泛神论的观念，其中太阳、月亮，乃至泉水、草木，均被视为神祇的创造与主宰，而人类亦由神所创造，并在神明的庇佑与审视下生活。

对未知之物的恐惧，逐渐演变成了对神秘力量的尊崇与赞美，这一过程催生了原始宗教的初步形态。

西方人通过遵循并寻求庇佑的方式，构建了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独特理解，这种逻辑贯穿其中。

在遭遇洪水灾害之际，诺亚方舟按照神明的指示而建造，成为人类存续的唯一希望；而在特洛伊这样的宏大战争中，神明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战局的胜败。

西方社会里，流传最广的宗教故事之一是亚当和夏娃受撒旦引诱而食禁果，因此被逐出伊甸园，这成为“原罪说”的基石。该理论主张，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无法自我救赎，唯有依靠神的救赎才能摆脱罪恶的束缚。

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特别是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权力长期凌驾于国王权力之上，神权统治着世俗王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中心。

以中世纪为例，教皇在加冕礼上为国王加冕的做法，凸显了教皇权威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的地位。

这种局面下，国王与教会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其中尤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统治期为1056-1105年）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统治期为1073-1085年）之间的较量最为剧烈。

为了对亨利四世的不敬行为进行惩罚，格列高利采取了果断措施，剥夺了亨利的教籍，并宣告其国王身份失去合法性。

亨利为了求得教皇的宽恕，于1077年冬季亲自跋涉至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在那里，他连续三天恳求教皇，最终赢得了教皇的谅解。

这次事件象征着凡俗统治在神圣权力面前的溃败。它不仅突显了教会权威对世俗统治的压制，还从侧面体现了民众对于教会拥有选择国王权力的默认与赞同，从而在民众心中播下了信仰至上的种子。

近代时期，马丁·路德首先挺身而出，揭露了教会贪婪敛财的真面目，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的浪潮。随后，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也纷纷提出了追求现世权利的各种理念。

尽管这些思想运动表面上将教会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使民众摆脱了神学的枷锁，然而他们却未能深刻认识到，一个文明在其初创时期所奠定的基石，对其后续发展具有深远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牛顿无疑是近代科学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其地位无可替代。

尽管如此，他也曾表述：“宇宙之灵非上帝之本质，万物主宰才是其真谛，主宰着一切。”他同样认为，“唯有通过自然哲学，方能透过现象洞察上帝的本质。”

虽然在物理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内心深处仍然坚守着对神的信仰。

爱因斯坦亦曾以“神明不操弄随机”之语，来象征他对物理学核心理念之坚持。

显然，尽管科技日新月异，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洪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西方社会，对神的信仰从未消失。在多数西方人的观念中，世界最终的真理与诠释似乎依然由神来主宰。

【中国思想：“无神论”者将忠于谁】

在审视中国古早的神话传说时，我们并未发现神明被塑造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主宰，与西方神话的描绘迥然不同，相反，这些神话更多地经历了历史化的演变过程。

神话历史化指的是将神话中的天神形象转化为人间英雄或祖先，使其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史学家和思想家们，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倾向于构想虚构的发展脉络。很快，儒家学派沿袭了此种传统，并进一步提出了“不语怪力乱神”的主张。

所以，中国的神话故事中，人们并非总是依赖神的庇佑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们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困境。

洪水来袭，我们没有诺亚的方舟作为庇护，却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坚毅精神，我们凭借自身的顽强拼搏，彰显出“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

苍穹之上，烈日炎炎，共计十颗太阳，炙烤大地至龟裂。后羿，一介凡人，挺身而出，以神箭之技，射落九日，为世间苍生带来救赎。

尽管面对的是如愚公移山般艰巨的任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依旧锲而不舍地独自努力，最终他的坚定意志和执着行动连天神都为之动容，不得不向他妥协。

即使是对神明的描绘，也反映了人类的创造力，展现了其对民众生活深切关爱的理念。

盘古开辟了天地，离世后其身躯化为江河与树木滋养着万物；夸父追逐着太阳，他坚持不懈，直至因干渴离世，这展现了古代人民面对自然的无畏勇气和追求梦想的巨大力量。

在古典作品《封神榜》和《西游记》中，诸如玉皇大帝、太白金星等神圣角色，并非生来便具有神明之尊。

他们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修炼过程，积累了深厚的德行和修为，并在无数次的身心历练中逐渐蜕变，最终实现了飞升，荣登仙界。

因此，那些所谓的神仙，在过去多数都是普通的“人”。因此，与其认为中国人不信奉神明，不如认为自古以来，我们在内心深处所崇拜和歌颂的都是“人”的本质，即人的意志与精神。

从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这一点同样可以得到体现。

尽管我们并未形成如西方那般在思想领域持续数百年的单一宗教统治，但儒家思想作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其深远的发展历程至今仍在深刻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日常行为。

儒学并非强调原罪与超越的西方宗教，而是更侧重于现世的“人道”理念，倡导个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最终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它秉持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

君子的行动并非源自赎罪的渴望以达至天堂之境，而是源自其对自我修养与社会责任的执着追求与承担。

与西方宗教的狭隘排他不同，儒学思想展现了卓越的兼容并蓄之精神。

在两汉时期，道教崭露头角，佛教传入中国，然而这两大宗教并未掀起大规模的血腥冲突。相反，它们互补不足，汲取各自的长处，共同推动了宗教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教并立的格局。这种宗教融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历久弥新，持续滋养和启迪着华夏儿女。

历经了那段屈辱的近代史，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任人宰割到如今崭露头角的新时代的跨越。

并非依赖“神”的救赎与庇佑，而是凭借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众志成城的凝聚力，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了成功。

【两种文化的分歧与碰撞】

马丁·雅克教授在论述中西信仰差异时曾这样解读：“西方个人主义信仰的习得相当自然，因为它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相吻合。”

然而，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中国人的思维却颇显困难。虽然中国人心中未必信奉神明，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却显得尤为强大。

中国人坚信"人力胜天"，深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收获相应的成果。

虽然西方社会在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强调个体的力量，但这种个人主义常常倾向于满足个人欲望和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而信仰的根基始终基于对神的敬仰和信任。

尽管中国是一个以“无神论”为主的国家，但如果深入探索其五千年的思想演变与奋斗历程，便会发现中国人并非缺乏信仰或精神追求，这样的断言无疑是荒谬的。

换个角度来看，若将神明视为精神支柱和世界的主宰视作信仰的体现，那么强调个人能力与创造力，深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确保生活富足、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信念同样是一种坚定而务实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