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儒学独尊。但是儒家的思想政策真的被彻底贯彻了吗？

在汉代的一些历史现象中，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影子：不管是国土的扩张，内部的权力争斗，还是酷吏的使用上来看，都好像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就从酷吏这一方面来看，汉代酷吏的使用可谓相当频繁，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那么为何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会兴起大量的酷吏呢？其实酷吏盛行的背后是儒法之争与融合。

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迫使汉朝统治者大肆使用酷吏镇压

汉初实行利于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的思想政策，主要是为了恢复长期战乱的社会经济。

到了“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统治秩序得到了巩固，但是同时也潜藏着危机，"西汉袭秦严法，大体较春秋战国而重。然严法之下，社会并不和谐，地方豪强飞扬跋扈，横行乡里"。

可见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也蠢蠢欲动；地方上的郡守，商贾相互勾结；朝堂上的军事贵族，普通官僚兴风作浪，严重阻碍了汉帝国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这时社会实际状况超出了统治者的预估范围，一些儒家传统官员无法应对时，需要在原先的基础上寻求突破。

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讲酷吏是再好不过的选择，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多为社会下层，是急需要向上层涌动的利益之人，这样的人没有贵族、世家、宗室等的强大背景，相对皇帝来说比较好控制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酷吏是一种特殊的官僚，不受其他官僚和一些具体法律的约束，职能相对独立，加上又是法家出身，天生就懂得"忠君"的那一套，知道君臣之别，皇帝用着安心。另外，酷吏多出身下层，所以做起事情来不会像其他官僚一样讲究礼法、道德等，行事比较果断、狠辣。

酷吏的特殊性决定了酷吏只听命于皇帝，且很能替皇帝办事，故酷吏暂时成为了皇帝很好制衡地方势力的工具。

对于不听话的官僚、宗室，皇帝一般会想一个借口召进宫，断绝他的外界联系，然后由酷吏用自己的狠辣手段制造一系列黑狱，逼迫其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之后进一步地对官僚、宗室进行血洗。可以想象，在这群酷吏的强力手段下，不听话的人也会乖乖听话，大大削弱了难以控制的地方势力和朝堂上的不良风气。

使用酷吏一般都可以取得很好的统治效果，所以汉武帝以后，酷吏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

汉承秦制，汉吏多带有秦朝"刀笔吏"的传统

“汉承秦制”，汉代采取的措施大多继承自秦代，故带有法家色彩的文吏制度也就同样被汉朝统治者所吸收。

按照法家的观点认为，官吏的职责在于奉法、循令、守职,官吏的素质在于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官吏的操守则在于抑制私欲、严行公法（其实这算是汉代酷吏的前身）。这种官吏形态早在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到了秦朝，由粗转精，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规范，以及成熟的文吏制度。

在秦朝大多的官吏都是这种，秦代的"刀笔吏"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而贾谊所谓的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的感叹也说明了当时文吏的影响之大。为了避免取消此制度后产生的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故汉在继承秦代的政治制度时，也把秦代的文吏制度继承下来。

汉代酷吏懂得变通，善断狱的同时，又不断“儒家化”

1、酷吏善断狱、廉洁奉公，不迂腐，皇帝用的很顺手

其实，酷吏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虽在一些方面手段狠辣，但不得不承认办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在两汉时期，几乎所有的酷吏都精通法律，具备断狱的能力。例如张汤幼年时审鼠；黄昌"晓习文法"；王吉"晓达政事，能断察疑狱，发起奸伏，多出众议"；严延年"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巧为狱文，善史书"。

而且两汉的酷吏不仅办事效率高，在为官之道上也做的相当优秀。

汉代酷吏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可能与他们承担的东西过多而产生的责任感，或者皇帝给他们的压力，以及自身在法律的氛围中形成的自身原则有关），例如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董宣"年七十四，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伊齐死时"家直不满五十金"。

2、在整个社会逐渐"儒家化"的同时，酷吏也在不断"儒家化"

在西汉初期，国家不甚稳定，较为完整的选官制度没有制定下来，但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学习程度成为了选官标准，社会实践也渐渐受儒家实践的影响，加上汉武帝宣扬董仲舒的"德刑相辅"的新儒家思想，儒生官员的选拔效果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酷吏做官的途径不能仅仅单纯依靠之前大肆的杀伐，或者借助治狱严酷的名声被皇帝选中，酷吏若不加以变通，那么今后在政治集团中的生活道路必然会越走越狭窄。

酷吏为了适应政治、思想上的新发展，不得不研习儒家经典、参加儒家系统的考试，以此获得进入官僚队伍的最大可能，史书记载：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而且不光如此，汉武帝以后，官僚队伍中的儒生占比越来越大，从这一方面来看，酷吏的官僚生存范围缩小了，故不得不革故鼎新，变通自己。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酷吏在东汉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东汉的酷吏改掉了之前杀人不眨眼的冷酷风格，有了一定的"民本"意识，懂得如何教化和生产。例如东汉的董宣"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愿杀臣活岑"；樊晔"迁杨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

这样懂得变通的酷吏，当时的统治者又有什么理由将它淘汰呢？

结语

汉代虽然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纯粹的儒学思想显然不能满足当时险峻的社会政治环境，故而统治者看中了酷吏这一群体，大肆使用酷吏治理当时的社会。

但毕竟儒学已成为官学，酷吏也不能仅依靠严酷、果断、狠辣来立身，而必须变通，不断吸收儒学思想，最终儒法结合，法制和人文结合，变成了颇懂变通的官吏。

参考文献：《秦汉史》、《史记》、《两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