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带上了献帝、百官，胁迫洛阳上百万的百姓西迁关中，在此过程中亡者不计其数。

而洛阳的宫殿，民宅也被其付之一炬。

董卓集团为什么宁愿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也一定要迁都长安么？

关东联盟的军事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

虽然现在“数万人”的说法无法在数量上得到验证，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以袁绍为首的十一位诸侯兵力数量在二十万以上，多于董卓在雒阳的兵力。

卓谓长史刘交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敢，诸将军慎之。”

胡轸、吕布、甚至董卓本人都曾被孙坚击败过，可见，关中联军的孙坚是董卓

最忌讳的人物，他的存在对董卓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初平元年正月，是关东各地联合起兵正式反董开始的时间。

但早在前一年，地方上已经有了张杨、鲍信、桥瑁、曹操、卫兹等人在组织反董；至本年，“反董”已经成了燎原之势。实际上，起兵反董的地方不仅包括豫州，还有兖州、冀州、青州、荆州、并州，甚至司隶。

按照及《臧洪传》的记载顺序，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董卓毒杀刘辨”之后，才有“臧洪说服张邈、张超兄弟起兵”的事，再有“酸枣盟誓”的事。

以此看来，董卓毒杀刘辨的起因，应该是首先起兵反董的张杨、鲍信、桥瑁、曹操造的声势。

酸枣联军这帮人从时间上看应该是第二批反董的。曹操则是在在中平六年十二月时起兵反董。

大将军故吏张杨等人的政治诉求之一就是：否定董卓“废嫡立庶”的合法性，以图攻入雒阳，推翻“刘协＋董卓”的朝廷，扶植“弘农王”刘辨（何进外甥）重新登基。

至此，反董联军的政治诉求就成了无本之木。

因为灵帝刘宏就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刘辨，一个刘协；刘辨己死，反董联军就必须承认刘协的合法性了。

后来约在初平二年，反董联军盟主袁绍不肯认怂，为了寻求反董的合理政治诉求，他和冀州牧韩馥还策划拥护幽州牧刘虞称帝，甚至污蔑刘协并非刘宏之子。

由此可见，以旧士人群体为主的关东联盟无法接受边郡武人董卓掌握权力核心，拒绝了董卓的和解并要兵向雒阳，对于董卓而言是不小的压力。雒阳社会的根深蒂固

“在南朝因非士族而被排斥于官僚群体之外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一趋势早在东汉有着同样的存在。

董卓掌权虽然建立了统治权威，但仍要通过举用名士来构筑话语权，背后折射出的是雒阳士人对于朝局舆论有着超脱现实实力的统治力。

可以说，董卓在放低姿态讨好士林的举措没有收获实际效果之后，势必要将士林阶层脱离雒阳以削弱士林阶层的力量，但同时士林阶层也必然因此而爆发出反抗力量。

换言之，雒阳社会士林阶层的存在即是董卓迁都的动力之一，又是其无法绕开的阻力。

董卓认为雒阳处于战争压力前沿，为稳妥起见，他希望刘协迁都长安。于是董卓又大会群臣，提出这个战略规划。

董卓的理由是：“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汉中兴，东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二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

面对董卓的意见，虽然百官中不再有卢植在场，但有司徒杨彪。

杨彪首先站出来反驳董卓，认为长安城经过王莽之乱后己经不适合做都城，且迁都扰民会引发社会动乱，并补充说《石包室谶》是妖邪之书不可以采信。

随后，二月五日，董卓让司隶校尉宣播以灾异弹劾杨彪、黄琬等人，罢免了他们的官职。

与此同时，董卓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伍琼和周秘也反对迁都。董卓闻而大怒：“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

二月十日，董卓将伍琼、周秘斩首以泄愤。

杨彪、黄琬得知此事后害怕不已，于是两人去拜见董卓并道歉说：“小人恋旧，非欲沮国事也，请以不及为罪。”

董卓此时也为杀害伍琼、周秘而后悔，于是上书表奏杨彪．、黄琬为光禄大夫。

河南尹朱儁也反对迁都，董卓虽然厌恶朱儁不与自己同心，但认为他有名望，于是上表朱儁为太仆，并为副相国，以示拉拢。

当使者持诏书去见朱儁，朱儁坚决不肯受命。使者无法说服朱儁，于是此事作罢。随后朝廷以袁基担任太仆。

综上可见，虽然董卓提出的迁都之议没有得到朝廷大部分人的认同，但是迁都的决策还是确定了下来。

董卓迁都能够最终执行，靠的是用武力与权势强迫而完成。董卓虽然终止了士林试图控制董卓的想法，但也破坏了此前拉拢名士合作统治的初衷。

而这势必引起或明或暗更大的反抗。长安的地缘优势

董卓在盟军的压力下，想要挟持献帝，迁居长安。此事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从秦汉时期的国情来看，长安洛阳长期占据都城的地位，所在的关中、关东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名城之一。

从前面的文章来看，关中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上都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

首先，其境内自然资源丰富，靠近巴蜀农区和西北畜牧区，经济相当发达；其次，周围是秦岭、北山、黄河，四塞坚固；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东南有武关，东有函谷关等。

这形成了特别有利的位置。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保证了秦国的发展，消灭了东方六国，完成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

当时长安是关中地区的中心城市，有西汉的基础，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是非常合适的。

此外尤为重要一点是，长安更靠近董卓集团核心成员的家乡凉州，无论是出于近乡之情抑或是从凉州征募兵源的可行性，都是比雒阳更好的都城。

基于以上，董卓最终完成了迁都。

而这一举动并没有延续其统治的意义，迁都既是铁腕示强的行为，也传达出董卓转向守势的退意。

即使董卓尽力通过蔡邕向士人示好，但其通过暴力构筑的统治最终被还是被士人以暴力所终结。

初平三年四月，董卓上朝面君，“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捍卫前后。”

被王允、士孙瑞、李肃和吕布同谋杀死。

由于首领董卓的去世，李傕、郭汜等人重新控制了东汉政权，但这些人并没有董卓的改朝换代的能力以建立以凉州军团为核心的政权。

因此，凉州与并州军事集团冲突的加剧成为凉州兵团未能建立政权的直接原因。董卓集团的瓦解

董卓死后，董卓集团以董卓女婿牛辅为首领，然而牛辅能力有限，董卓集团夜间受惊自乱阵营，牛辅逃跑被胡赤儿等害。

自此，董卓集团四分五裂，开始进入群龙无首的阶段。牛辅部曲李傕、郭汜等人派遣使者到长安请求赦免，王允不应。

李傕等人受贾诩建议决定与长安的王允、吕布等并州势力交战后再做去留决定。

战争的结果是王允等人被杀，吕布败逃，凉州武人完成了对并州人的清算，再一次掌控了东汉政权。

李傕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任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

这样就形成了李傕、郭汜、樊稠共秉朝政的局面。此四将在这时的地位是董卓时代远远不能得的，彼时的中层武人只能。

而此时的关东联盟的州牧、太守处于割据内斗之中，此刻正是董卓集团残余势力重振旗鼓的最佳时机。

但凉州集团却处于天赐良机，其内部离心力开始扩散，凉州将领相互猜忌，甚至互相残杀，最后纷纷落败。

结语

由此可见，董卓集团是一个以董卓个人威信为纽带的松散团体，它的成员固然有出身边郡同州的地域共通性，但这份共通性在实际层面并没有多少体现。

随着董卓被杀，董卓集团再无人能真正接替董卓之位，董卓集团也只能消散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