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1日，中原军区突围的左路第一纵队、第二纵队15旅、汉江部队等，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湖北房县。

为将部队凝聚成一个拳头，他们合并组成鄂西北军区，司令员由王树声担任，副司令员则有三位：刘昌毅、罗厚福、张才千。

到1955年大授衔时，第一和第三副司令员刘昌毅、张才千都是中将，可罗厚福却是大校。

这就非常奇怪，明明罗厚福排名在张才千之前，军区内的部下罗世安、闵学生等人也是少将，为何罗厚福却连将军都不是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我们现在看来是情有可原，但在建国初期却属于违反组织纪律。

其实罗厚福1955年没能佩戴将星非常可惜，他出自鄂豫皖苏区，虽然不如那些红四方面军名将耀眼，但他也非常有代表性。

因为他有一项非常伟大的事迹——让大别山革命老区红旗不倒。只是，他后来“犯错”，也跟在大别山战斗生存期间的经历有关。

1909年，罗厚福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30年参加红军。他被组织五次委以重任留守，让大别山地区始终有革命的呐喊。

第一次是在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罗厚福则被留了下来战斗。

反动派趁苏区空虚，大举调动兵力来“剿”，众多村庄化为焦土，红军生存环境日益恶劣。黄安县委为改善处境，就在华家河召开会议，数十名干部聚在一起商讨对策。

可还没讨论出结果，叛徒就带着人杀过来了。一时间枪声大作，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红军势单力孤，只能选择突围。

这一战，有70多名指战员牺牲，仅罗厚福跟少数几人成功突至黄麻交界处。

罗厚福想尽办法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希望能得到支援，然而郑位三这边也快揭不开锅了，他如实告知罗厚福鄂东北的整体情况：

根据地近乎全部丧失，党组织遭毁灭性破坏，仅少数赤卫队员钻进深山继续战斗，一些不坚定的人叛变了...

一听这副惨状，罗厚福不再抱怨，他握了握郑位三的手表示，自己马上回黄安，一定把队伍再拉起来。郑位三很感动，掏了掏口袋想找出点东西来鼓舞，可最后只掏出13颗子弹。

交到罗厚福手里后，郑位三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手上就这些了，你们省着点用，我等你的好消息。这件小事，可看出当初苏区的困难，太令人心酸。

罗厚福带着那份信任回去，用实际成果给出答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以不到十人的原黄安赤卫队成员为基干，重新拉起鄂东道委挺进军，次年春天发展至近两百人。

黄安搞得如火如荼，另一支留守部队红25军听说了消息，就派人过来联络，两部顺利会师于七里坪。

只是，红25军的发展，又惹来了国民党的忌惮。自1933年秋开始，国军就多次对鄂豫皖苏区发起进攻，敌众我寡之下，红军打得特别艰难。

一年后，整个苏区被分割成鄂东北、皖西两块小游击区，红25军也锐减至3000人，不得已之下只得再次出走。

红25军出征前，老首长郑位三特意找到罗厚福说：黄麻是革命老区，不能没有种子啊。你对这一带最熟悉，我留下20名精干战士给你，这一切都拜托你了。

主力接连出走两回，对群众基础也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罗厚福这第二次留守，形势远比第一次危急。

罗厚福也知道眼下的情况，但他没有任何抱怨，带着20多人就钻入深山老林中，依靠地势与敌人周旋。

这时蒋介石给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刘镇华下达严肃军令，要求务必清除大别山地区的红色力量。刘镇华不敢怠慢，即便面对罗厚福几十人，他也抽调一个旅，最终将红军困在老君山上。

红军为了生存也是出于信仰，多恶劣的环境都能忍受，但国军没这样的精神，进山剿了几次一无所获后，就不再愿意去。

刘镇华随即改变策略，联合附近反动民团在老君山一带修筑防御网，三里一碉，五里一堡，企图困死罗厚福等人。

那段时间，罗厚福他们渴了只能等下雨，饿了吃树根、生吃野味，如同原始人一般。

幸好国民党“手里有兵、说话才响”那一套，让刘镇华感觉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在此不划算，最终在1935年3月撤去包围。这才让罗厚福他们逃过一劫。

同年夏天，罗厚福见到红28军领导高敬亭时，激动得留下泪来，这是重获新生、重归组织的喜悦。接下来的几年，罗厚福随高敬亭在大别山战斗，虽然艰辛，好在是生存了下来。

1938年3月，红28军奉中央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随后东进。罗厚福则又一次留了下来，担任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副主任兼干部连连长。

这时的大别山地区，国民党桂系也开始往此发展，经常会有小摩擦，所以留守的新四军压力很大。

罗厚福知道只有发展出一定的实力，才能确保部队的安全，因此在日寇大举入侵中国腹地后，他积极联络溃败的散兵、早前失散的红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聚拢了千余人。

新四军军部对于这个结果喜出望外，给了他们抗日游击第六大队番号。

往后的抗战时期，罗厚福就一边发展，一边跟日寇、伪军战斗，历任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14旅旅长等职。

解放战争之初，罗厚福担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一旅旅长，参与中原突围。他那时本已率部冲破防线，度过襄河到达安全地带，按原计划，接下来就挥师入川开辟川鄂根据地。

然而中原局急电，要求他们折返去接应左路纵队，并划归该纵队指挥，罗厚福二话不说行动，随后跟左路军突至房山建立鄂西北军区。

可惜的是，鄂西北军区的生存环境太差，战斗了数月后，王树声最终决定撤出，而罗厚福依然率部留守打游击，这是第四次。

往后的几个月里，罗厚福等人艰苦奋战，幸好这十多年来他已经很适应这种战争形态，在避免被敌人歼灭的情况下，还建立起几块小根据地，牵制住敌人几个师。

1947年5月，张才千率江南纵队赶来与罗厚福会师，随即共同北上豫皖苏。同年秋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新组建很多军区，罗厚福被任命为鄂豫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刘邓大军没能在大别山打开局面，主力于1948年3月转出。罗厚福再次留下来打游击，这是第五次。

庆幸的是，此时整体战局已经发生变化，国军主力大部分调往其他战场，罗厚福他们处境就好了很多，直到解放军南下配合着反攻。后来他历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从罗厚福这些经历能看得出来，他长期都是脱离主力作战的，获得战功的机会相应少了很多，这是后来军衔不高的一个原因。

另外1948年陂孝礼地区解放后，罗厚福见麾下很多指战员仍在忍饥挨饿，内心不忍之下就号召干部们拿出自己的钱做垫资，外加军区出了一部分钱，合力办了个卷烟加工厂。

后来这个加工厂效益不错，改善了大家的生活条件，还安置不少烈属工作。放在如今是一件好事，但建国初期可是有“走资”之嫌，属于路线错误。

还有罗厚福也曾保护过一位地主。他长期在大别山战斗，无可避免要结识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位保长在战争年代曾给过罗厚福部很多帮助，因此建国后罗厚福就推荐该保长到卷烟厂工作。

然而镇反时期，那人被查出土地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残害过红军。罗厚福也因为举荐受到牵连，大会小会检讨了十多次，最后从副军职降为准师职。

几件事加起来，上级本来准备给他授上校，还是鄂豫皖的老领导李先念帮忙才改成大校。

对于这些不太公平的待遇，罗厚福倒是看得很开，他带着乡音安慰那些为自己鸣不平的人：算个么事哟，衔子又值几个钱？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新人胜旧人，这真是大好事啊！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虽然罗厚福只是大校，但他有三个一级勋章，这一点比部分上将还强。并且在1961年，他仍获得少将军衔，这是组织对他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