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毛主席所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正是因为毛主席率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然而奇怪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是第1块红色根据地，但是，它却并不是红军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事实上，包括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央苏区的建立，都不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而是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在闽西和赣南地区所创立的。

已经有了井冈山这块最早创立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反而率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呢？

作为第1块红色根据地，无论从现实价值还是政治意义上，井冈山红色根据地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有可能，红军当然愿意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早在1929年1月，在两次围剿井冈山根据地失败后，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再次集中了6个旅的兵力，兵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3次会剿。此时，发动会剿的敌人兵力超过三万，近10倍于红军，拥有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但在接连的作战之中变得十分疲惫，而且，在接连的转战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红军的状况也变得十分糟糕。

当时，率红五军上了井冈山的彭德怀就曾回忆到：

“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

面对这样的境况，红军最需要的是休整和补充物资，然而残酷的现实根本不给红军足够的时间。也因此，如果继续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区根据地，面对绝对优势兵力的敌人，红军即便获胜也势必损失惨重。

因此，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会议最终决定：对敌人的第3次会剿采取攻势防御战略。

随即，毛主席、朱德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出击，准备以“围魏救赵”的方式打破敌人的第3次围剿。

而且，毛主席和朱德率大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不但会大大减轻井冈山根据地的人民的负担，同时，也能够在白区打土豪，以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经济压力。

当然，井冈山革命军根据地也不能放弃，会议同时决定，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32团留守井冈山。

会议结束后，1929年1月14日，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开始转战赣南、闽西等地。

从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一直到赣南闽西根据地创立，朱毛红军转战时间为106天，在这106天里，朱毛红军转战24个县，行程超过1000公里。

刚下井冈山时，朱毛红军是信心十足的，然而，真正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达赣南闽西之后，红四军才惊讶的发现，这里不但群山环绕，环境相对恶劣，同时，党组织在当地的群众基础也比想象的薄弱很多。

许多时候，红军部队连个向导都找不到。再加上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下井冈山后的朱毛红军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

尤其是在寻乌圳下村，红军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包围，军部都被打散，幸亏红四军将士善于山地作战，利用村旁边的险要地势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突袭。

险而又险的突出重围、摆脱敌人的包围之后，一小部分人对于红军的前途变得迷茫起来，甚至有人此时提出了分兵散伙的想法。

对于这样的思想，毛主席在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假如散伙，部队再也收不拢了。因此他提议，再次按照预定方案找东固红军，先落下脚。

会议也确定了前往东固的路线，这个路线也是毛主席的建议：走赣闽边境区，经会昌、瑞金、宁都、兴国，再转到吉安东固。

随即，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红四军到达瑞金县南部的武阳镇。也正在此地，红四军终于否极泰来，他们在此地成功找到了一个当地人向导。

而且，这个向导还是一名瑞金地下党员的弟弟，所以，心向共产党的向导凭借对于当地的了解，带领红四军翻山绕开瑞金县城，抄近道到达瑞金县城北部的大柏地。

这不但大大节省了红四军的行走里程，而且还将国民党追兵甩开了半天的距离，为红四军获得了难得的休息之机。

朱毛红军到达瑞金大柏地的时间是1929年2月9日，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第2天就是举家团圆的春节。

由于这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再加上得益于向导的指路，我军成功地与敌人的追兵拉开了距离，所以毛主席决定，在大柏地休整一天。

也正是在难得的修整期间，毛主席和朱德再次召开了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对于当地周边情况进行了解后发现，大柏地地处山坳，山坳呈狭长型，最长5公里，两边是层峦叠嶂、山林茂密的林区，山坳沟底只有一条小路，可谓得天独厚的伏击战宝地。

再加上敌人的接连追击和多次失败，令红四军将士都窝了一肚子火，官兵求战意志强烈。在这种情况之下，毛主席和朱德决定，趁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从而彻底消灭敌人的追兵，改变不利局面。

而且，当时打伏击战还有一个优势：一直追击红四军的国民党军队为刘士毅的第15旅，这支部队也是红军的老对手，虽然他拥有优势兵力，但是这支部队将骄兵惰，还是不被重视的杂牌军，并不是一支战斗力多么强劲的部队。再加上伏击战的时间选的是新年，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因此，此战拥有巨大的胜算。

下定就地打伏击战的决心后，毛主席和朱德开始部署：红四军第28团、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在山坳两侧的树林中伏击，28团第2营上前警戒，并负责诱导敌人进入伏击圈。

但是，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打一场伏击战，部队还是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困难：下井冈山前，红四军就面临缺粮少盐的情况，甚至冬季只能穿单衣，而在千里转战之后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没能松一口气的红四军变得更加疲惫。

再加上一直处于行军之中，红军将士又严守纪律，因此，红军多次遭遇断粮危机。这次进入大柏地，就有许多红军战士还饿着肚子。

因此，确定伏击之后，有同志提出，打好伏击战，必须要让战士们吃好，住好。而且今年是大年三十，让大家好好过一个除夕，也十分有必要。

这个提议当然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当军需处长宋裕和在周边想找老百姓借粮食时却发现，大柏地村中一个老百姓都没有。而且神奇的是，虽然家家户户没有人，但是每家每户不但都有粮食，甚至还有菜有肉，十分丰盛。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实与除夕之夜有关。因为，在除夕和春节这个中国最传统和重要的节日里，即便是贫苦农民，也会想尽办法给家人置办年货，犒劳一下自己。

所以，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过年的年货，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还有鸡鸭鱼肉和米酒。这也正是宋裕和想向村里老百姓借粮，却发现家家户户都有粮食，甚至有肉的原因。但为什么老百姓又没在家里呢？

这就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有关了，早在红军未到来之前，国民党就开始在赣南、闽西等地大肆污蔑红军和共产党，他们宣称红军会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党会“共产共妻”。

面对国民党的这种宣传，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想法，提前躲到了山里去。

当地老百姓经历过太多土匪和官兵的骚扰，在没有真正了解红军队伍之前，他们按照以往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红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乃至于土匪队伍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由于红军队伍即来的很快，老百姓没有提前得到消息，不得不舍弃家里的一切，仓皇逃往山上。因此，家家户户的粮食甚至鸡鸭鱼肉，都来不及收拾。

了解到家家户户没人的原因之后，宋裕和犯了难。按照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这些粮食虽然唾手可得，但是红军当然不应该拿。

但是，他也必须考虑到红军目前的现实情况，大年三十，许多红军战士还饿着肚子，更为重要的是，第2天还有一场极为关键的伏击战。

当宋裕和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后，两人最终决定，部队可以拿老百姓的东西吃，但必须写下借条日后再还。

就这样，红四军的将士终于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不但难得的吃了个饱，而且吃得相当好，吃完饭后，红军将士又在村中舒服地睡了一晚，过了一个好年。

第2天一大早，也就是大年初一，红四军各支部队按照计划进入伏击阵地，到了中午2点，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伏击圈，开始与红军警戒部队接触并发生战斗。

第2天，担任诱敌任务的红四军28团二营边打边退，仰装败退，将敌人引入了山坳，敌军主力终于进入了早已为他们设好的口袋阵中。

当敌人主力全部进入口袋后，红四军伏击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猝不及防之下，敌军一片大乱，中午时分，战斗胜利结束。

进入口袋阵的国民党两个团追兵被全部歼灭，此战，国民党军队被击毙击伤300余人，被俘虏800余人，同时，红四军还缴获了800多支枪支。当时，率领两个团追兵的国民党团长也被俘虏，只不过他们混在俘虏中没有表露身份，也没有被红军认出来，最终侥幸获释逃脱。

大柏地伏击战的胜利，不仅仅为红军带来了800名俘虏和800多杆枪，更为关键的是，敌人的追兵再也不敢随意追击，刘士毅的第十五旅残部狼狈逃回了赣州，另一个追击的第21旅也因为害怕遭遇同等命运，不敢像以前一样紧追不舍。红军自下井冈山之后的被动局面，终于有了巨大的好转。

战斗胜利之后，按照红军的传统，红四军将战斗中损坏的老百姓房屋修好，借用的门板等物品全部归还，并将借条放在各家之后离开了大柏地。

离开大柏地之后，红四军顺利到达东固，与战斗在那里的红二团、红四团胜利会师。也正是在大柏地战斗胜利之后，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在赣南闽西建立公开苏维埃政权”的作战计划。

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并离开后的第2天，2月12号，也就是大年初三，大柏地的百姓终于从山里回到了家中，然而到家之后他们才发现，家家户户存的过年年货全都被吃光了。

这自然老百姓火冒三丈，纷纷怒骂这种土匪行径，当然，老百姓也发出发现了与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村里上上下下都被打扫的十分干净，除粮食外啥东西都没丢，家家户户的锅盖米缸里还都有红军留下的借条。

借条写得十分详细，写了红军吃了什么，价值多少，并在借条中保证以后一定如数归还。而且最后，还特意嘱咐房主妥善保管好借条，作为以后收钱的凭证。

借条上说的很好，但是，被国民党和土匪多次蹂躏的老百姓却将信将疑，他们觉得，这不过是这一支部队的装模作样罢了。自家年货被吃个精光，也只能认倒霉。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果然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一直没有人来，所谓的借条归还根本是没有影的事儿。然而，令老百姓万万没想到的是，三个月后，那支写下借条的红军还真的来了。

当时，毛主席和宋裕和亲自带人担着几担银元，来到了大柏地街头的一个庙前戏台子上，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战士们将一摞摞的银元摆在戏台上，并向参加集会的老百姓喊道：红军上次来吃了大家的饭，这次来还钱了，大家赶紧把家里的借条拿过来换银元。

然而，面对这些有枪的大兵的喊话，老百姓却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回家拿借条。因为，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看不懂，也害怕这是“官兵老爷们”拿自己耍开心。

就在这时，一个在当地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笑嘻嘻地对红军战士说：红军吃了我家的东西，能不能还我钱？红军战士当时表示：当然能，要拿借条来。然而，这个二流子却表示：我没有借条。

其实当地百姓都知道，这个到处厮混、吊儿郎当又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家里根本没有余粮，他连自己吃的东西都没有，红军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吃他家的东西？

然而，面对二流子的无赖行径，毛主席却表示：没有借条没关系，只要你报数来，红军欠你多少我们立刻还。

二流子对于这样的回答显然十分意外，他试探性地报出个数：5块银元，毛主席当即表示：好，给他5块大洋。随即吩咐红军战士真拿了5块大洋，双手交给了这个二流子。

围观的百姓看到红军这样的行为，这才真正的相信了他们确实是来还钱的。随即，大柏地的老百姓纷纷拿着红军的欠条兑换，本以为丢的粮食居然能回来，家家户户喜气洋洋。

而且在兑换银元过程中，有许多老百姓由于当初不相信借条的真实性，没有保留好借条，只要他们能够报出红军借条上写了多少，毛主席也会如数将大洋给他们。

即便有个别贪小便宜的人多报了数，红军依然按照他所报的数付了银元。就在当天，毛主席一共发出了整整3500块大洋，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将当地打土豪获得的东西也分给了老百姓。

也正是经过此事之后，包括大柏地在内的当地老百姓才惊讶的发现，原来，世界上真的有愿意为老百姓着想的部队，红军真的与他们之前见到的国民党及其军阀部队截然不同。

从此之后，老百姓对于红军的队伍变得真正信任起来，他们知道红军是说话算数的，红军是心向老百姓的。

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红军和共产党的本质，当地老百姓一转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红军和共产党，而且，许多人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队伍，红军队伍也因此在多次转战之后恢复了兵力。

也是正是靠着这样的言而有信和真心实意，真正的让包括瑞金在内的老百姓感受到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好，使得最初对于红军退避三舍的老百姓开始支持红军队伍。

正是有了百姓的支持，才有了红军3600余名兵力下井冈山，却迅速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奇迹。也正是凭借当地百姓的拥护，中央红军接连取得了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途经大柏地，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