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1949年被俘之后，他对于国民党必将失去一切统治的事实是坚信不疑的，因为在整个淮海战役中，杜聿明三次提出破局之法，蒋介石都仍然否定杜聿明这个阵前主帅的意见，坚持要遥控徐州部队，所以杜聿明对国民党的悲观，乃是从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身上出发的。

包括杜聿明进入了功德林之后，他的这种想法从未发生过改变，在杜聿明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军事上的失败，别无其它原因。

1959年时，杜聿明因为表现出色，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军官，客观来讲，杜聿明恢复自由的时期，并不是新中国最富裕的时期，此时因为各种因素，国家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牟足了劲搞生产。

杜聿明看到了干部和百姓吃同一锅饭，也看到人民子弟兵与群众打成一片，彼此之间没有隔阂，亲如一体，此时此刻的杜聿明才开始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做到与百姓如此亲近，甚至于是毫无分别”。

从杜聿明走出了功德林后，他才开始考虑另一种可能：

“或许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在军事上，或者说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乃是国民党背离了中国人民”。

在杜聿明等人离开了功德林后，周总理为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那就是担任文史专员，专门编著一些相关的历史书籍，在这个岗位上，杜聿明翻到了在淮海战役时解放军后勤的一些数据时，震惊到双手都在发抖，他看到的数据是这样的：

“20多万副担架，30多万副扁担，88万辆小推车，76万头牲畜和8539艘大小船只，五百多万百姓以人力运输的方式，共计向前线运输弹药7300吨，运送粮食9.6亿斤”。

之所以要颤抖，因为杜聿明知道，他在陈官庄的失败，就是因为二十多万大军被包围的连补给都断绝了，士气溃败之下，自然全盘皆输，但杜聿明没有深思过解放军的补给来自于哪里，甚至以为他们也是汽车源源不断的运输，又或者是强行到百姓家中征粮，直到十几年后杜聿明才明白。

国民党大军不是输给了解放军，而是输给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郭汝瑰的疑惑。

关于误解这件事情，杜聿明当年也犯过他后来认为很可笑的错误，那就是“以贫富取人”。

1946年时，我党的优秀地下党员郭汝瑰先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厅长，军衔也达到了中将的级别，当时的郭汝瑰乃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蒋介石对郭汝瑰无比看重，而作为国民党在东北和徐州两个剿总最高负责人的杜聿明，自然也想与郭汝瑰深交。

但谁知道杜聿明就去了郭汝瑰家里拜访过一次之后，他便冷笑走出了郭汝瑰的家，而后便毫不掩饰的对外宣称：

“我看这个郭汝瑰，他就是个共产党人，别看他穿上军装像极了国军，那颗心里，一定是共军”。

杜聿明的这种言论，给郭汝瑰其实带来过很多麻烦，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彼时的杜聿明身体孱弱，已经飘摇不已，过去数十年的罪恶也早已经随着杜聿明的兢兢业业回归群众变得烟消云散，于是大量的重要人物都纷纷来探望杜聿明，杜聿明对于一众客人，唯独抓住郭汝瑰不放：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到底是不是地下党”？

郭汝瑰很是苦恼，明明一切身份都毫无破绽，连蒋介石都未曾怀疑过，杜聿明又为何从1946年开始就一口咬定郭汝瑰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于是郭汝瑰便握着杜聿明的手问道：

“光亭，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一直都觉得我是地下共党”。

杜聿明的依据。

因为一直到解放之后，国民党人一直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说郭汝瑰是中共地下党，郭汝瑰也是在1949年十二月才率部起义，比起很多起义的“非中共地下党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要晚，所以要从郭汝瑰起义的角度来说郭汝瑰早就是地下共党，这是不合理的。

更何况杜聿明是在1946年就开始念叨了。

那么杜聿明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翻开杜聿明的一些回忆录，那么不难找到杜聿明关于郭汝瑰是“地下共党”判断的记载，杜聿明的理由是，在他到郭汝瑰家中拜访的那一次，他看到了郭汝瑰的沙发以及大量家具破旧不堪，沙发还打了好几处补丁，杜聿明当时的心理活动是：

“我自问都已经是国军中最清廉，最清贫的一个军官了，如今还有郭汝瑰这等穷货色，这实在是太不符合常理”。

所以杜聿明就是以郭汝瑰太节俭为依据，从而怀疑郭汝瑰。

光看杜聿明的这一判断方法，似乎有些滑稽，但事实上，这就是解放战争年代，国民党人的普遍想法，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人一直都是“穷”，一直都在“山里打转”，妄图与普通百姓实现人人平等，这都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国民党人自己就分阶级，划三六九等，所以在他们看来，有钱的人绝对不会去当共产党，能当共产党的，也一定是穷人。

杜聿明在想，有谁能加官晋爵还不享受？

除了共产党人以外，大致是没有其他人了。

郭汝瑰知道了杜聿明的判断依据后，也是哭笑不得的，郭汝瑰没想到，他在淮海战役时对徐州剿总所设定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这没有引起国民党人的怀疑，反而是因为自己的作风节俭，生活朴素被怀疑了，这不是滑稽又是什么？

郭汝瑰的身份。

郭汝瑰确实是我党的地下党员，郭汝瑰身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亲是个老师，但平常也还需要务农劳作，郭汝瑰是知道百姓生活凄苦的，这让郭汝瑰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也让郭汝瑰非常相信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改变郭汝瑰命运的乃是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栋，郭汝栋是川军军官，郭汝瑰少年时因此关系得以参军。

后来郭汝瑰考入黄埔第五期，成为黄埔学生，在1928年时，郭汝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汝瑰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进入了时任第二十军第二路司令员的堂兄郭汝栋的队伍中，但随着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不断掀起清党运动，郭汝瑰随后也只能无奈离开部队，然后前往日本留学。

但郭汝瑰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其他外人得知。

当郭汝瑰去日本留学后，便与我党失去了联系，而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汝瑰认真汲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授予的知识，一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郭汝瑰才愤然退学，回到国内准备抗日。

只不过让郭汝瑰心寒的是，蒋介石却执行了不抵抗的策略，将抗日任务抛之脑后，任由日本人占领东北，自己却指挥着国民党大军对红军进行所谓的围剿，这让郭汝瑰坚定了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人民的认可以及最终胜利的信念，一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在共产党的极力推动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开启了全面抗日。

郭汝瑰回国六年后，也终于能够如愿以偿抗日，在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郭汝瑰被任命为陈诚手下十八军的旅长，带着八千多部队在上海前线留下了感人肺腑的遗书，郭汝瑰在信中如此写道：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正是因为郭汝瑰的这一气节，让陈诚以及蒋介石对他非常看重，郭汝瑰也因为出色的参谋能力，在多次重要会战中参与战略的制定。

而郭汝瑰在1945年以及1946年时，两次与我党元老董必武先生会见，董必武确定了郭汝瑰地下党员的身份，郭汝瑰因此便再度与我党联系上，后来在国民党之中，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郭汝瑰的最大功绩便是在淮海战役时，为制定徐州剿总非常有利于我军的作战计划，引得杜聿明不断抱怨。

郭汝瑰在1949年时被蒋介石任命为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镇守在西南，但在1949年的十二月，郭汝瑰在四川宜宾发动了起义，让蒋介石顽固守卫西南的计划落空。

郭汝瑰这才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加入新中国，但一直到1979年之前，郭汝瑰都没有“共产党员”身份，所以外界对郭汝瑰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判断依据非常模糊。

杜聿明的明悟。

事实上，当杜聿明在新中国的社会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干部之后，杜聿明便放下了许多过去的执念。

杜聿明曾以为，国民党人的失败是战术上的失利，是被共产党人渗透太多造成的，但事实上，他没想明白，为什么郭汝瑰这一些明明能靠着国民党给予的优厚待遇活得惬意自在的共产党人，竟然还要过“苦行僧”一般的日子。

过去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基本情绪是：

“看不起”。

因为共产党人太穷了，所以他们始终看不起。

但国民党人却没有明白，共产党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人人平等，人人均等，这就是他们的理念，正如毛主席一贯的作风，只有自己是人民，像人民，那才能团结人民。

所以在淮海战役时，本来应该是用汽车和飞机运输粮食和补给的国民党人，却输给了五百多万推着小推车的老百姓，解放军不只是在为共产党而战，是在为人民而战，解放军本身，也是伟大的人民群众的一员。

那些年的不理解以及歧视，都成为杜聿明晚年的感慨和敬佩，人生而大有不同，唯信仰能志同道合，杜聿明所见的郭汝瑰，正是无产阶级道路上的志同道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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