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包括政变在内的手段夺取政权，古今中外史不绝书。历史当然是经验丰富的长者，最终历史做出裁判的根据，还是你的历史贡献。

唐太宗最终还是获得了历史的肯定，这便是贞观之治。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君臣关系和谐，成为君主时代政治文明标志。

第二，社会和谐，主要是政府重视并从制度上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国际地位崇高。唐太宗以后的唐朝皇帝都有一个“天可汗”的称号，天下共主的含义明显。《贞观政要》（吴兢著）甚至成为后世东亚政治家们的政治教科书。

帝王掌握很多权力，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难免感情用事，所以权力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唐太宗给出不同的证明。在古代帝王中，像他这样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在集权体制下值得大书特书。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特点？

唐太宗

第一，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人们见过盛世，也见过乱世，见过民族大融合，也见过大仇杀，历史给人们积累的经验到唐代已经很丰富。

读史使人明智，这样的机遇不是任何时代都具备的，比如战国时代，人们即使有读史需要也没有办法，因为历史学的资源有限。历史学在古代，和我们现在的概念不同，现在的历史学变成纯学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古代历史学更偏向实用，直接对政治发挥作用。对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唐太宗身边都是历史学家。他通过王朝的兴衰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把握手中权力。唐人习惯于把自己的时代比喻为汉代，甚至往往以汉称唐。以汉代的经验教训直接关照当下的唐朝，几乎成为唐朝的时代习惯。

第二，从个人角度讲，唐太宗求治心切，因为他的夺权是逆取。

贞观二十年修《晋书》的时候，有一些唐太宗的议论，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感慨，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件坏事记得这么牢，做了很多好事，总是记不住。唐太宗要改变历史对自己的记录，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为自己树碑立传。

第三，周围大臣的作用。

唐太宗的大臣们都是从隋末过来的，对国家民众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国家向何处去，有深刻的思考。他们一心一意考虑国家事情，要把国家建设好。读贞观故事，让人感慨的地方特别多，换一个时代，换一个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处理。比如公主出嫁，因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让女儿多带嫁妆，换个时代没什么，谁能管这事？有什么不对吗？但魏征就能出来阻拦，认为不符合礼法，影响会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公私分明，即使私事也从国家角度考虑。如何维护皇帝形象，维护国家政府形象，他们都能认真对待，知错就改。一个理性占据上风的统治集团，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书法

我们今天强调法治，贞观之治是典型人治时代。如果人治能够把现有人员充分调动起来，统治集团能够理性地运用权力，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治理水平。人治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治国。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统治者要率先垂范。纳谏，接受大臣的批评，承认自己的失误，这是唐太宗治理天下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帝王自觉接受监督，意味着最高权力接受监督，接受批评，对于朝廷的决策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贞观元年，很多地方上奏认为岭南出现政治问题，唐太宗信以为真，决定发十万大军前往讨伐。魏征认为证据不足，派特使前往了解，发现完全是一场虚惊。唐太宗表扬魏征，说一个特使胜我十万兵。这个例子说明：

第一，通过纳谏，朝廷改变错误，做出正确的决定，是治理天下成效显著的重要一环，而且能避免损失。

第二，通过纳谏，朝廷能够实现信息流通，了解信息是决策正确的前提。

第三，纳谏可以实现群策群力的平台，让大臣们的聪明才智为朝廷所用。

理性运用权力，并非是唐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时结果，而是有清晰制度保证的。唐初的政治制度，就决策而言，并非一切皇帝决定，这是我们通常误解皇帝权力很普遍的一点。唐朝中央，先有“八座议事”，即六部尚书加左、右仆射，相当于部长会议。一般的事情，他们就能决定，决定不了，有争议的要上交给宰相会议，即“政事堂会议”。宰相在唐朝是一个群体，通常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长官和皇帝指定的其他重要官员都是宰相。宰相会议解决不了，才会上报皇帝，皇帝召开御前会议。这是最高级会议，所有重大事情必须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分层决策系统。无论是什么会议，开诚布公，有意见讲在当面，所以会发生激烈争吵，但不影响关系，因为没有人是为了自己。

纳谏也是制度化的，这是理解贞观之治的重要方面。皇帝最初下达的命令是通过中书省起草的，但是这个命令不是立刻拿到尚书省执行，而是要经过门下省审核，这是纳谏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总看到魏征给皇帝提意见，因为魏征一生主要的工作单位就是门下省。不同意皇帝的意见，门下省有法定权力提出来，而不经过门下省，皇帝的命令等于没有形成。我们更应该看重这样的制度规则，因为其中很好地体现了唐代政治家们的制度设计和思路，充分利用旁观者清的原理，努力避免官员可能存在的部门意识。

魏征雕像

魏征在做门下省官员之前，一度担任谏官。谏官的工作原理也是旁观者清，他们有独立的审核权力，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甚至宰相会议，他们都会部分参与，发挥监督作用。今天，中国的政治观念中十分强调决策效率，但决策效率在决策评价上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决策正确率。中央层面的决策决定全局，稍有不慎，会对全局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一个大国，不能总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决策失误。纳谏在保证决策正确率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这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

其实，整个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都很重视制度建设，但往往是涉及皇帝自身问题的时候，皇帝不能自觉接受制度约束。贞观五年（631年），大理丞因为“泄露禁中语”被唐太宗判处绞刑，这本不应是一个死罪，皇帝仅仅因为一时过于愤怒就下达了杀人命令。不久皇帝就后悔了，皇帝自然不能接受惩罚，只能下不为例。但是，唐太宗没有说句下不为例就算了，而是要求大臣想出办法，绝不能让错杀人这样的行为发生第二次。一项新的制度诞生了，这就是“复奏”制度。从此以后，皇帝下令杀人不能立刻执行，要反复多次上奏（三次和五次），最后才可以执行死刑，其实就是多次提醒皇帝认真对待、冷静决定，很多人的生命被保全下来，《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到“全活者甚众”。

唐太宗君臣图

贞观之治的另一个重要经验的是对百姓的重视，用传统中国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唐朝为了表达对李世民的尊重，避讳使用“民”这个字。民本主义思想不是民主思想，它的主体设计依然以朝廷皇帝为主，仅仅是要求统治者重视百姓利益，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利用百姓，治理天下，才不会违背朝廷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历朝历代失败的王朝，几乎都是没有处理好朝廷与百姓的关系，或者漠视百姓利益，最终葬身于人民暴动的怒火之中。对于唐初的朝廷来说，最惊心的教训就是隋朝。隋朝国家强大，所以统一了长期分裂的中国，隋朝政府富有，以至于唐朝开国多年之后，关中地区还在食用隋朝的粮食。但是，隋朝却很快灭亡了，就是因为国富民穷，两极分化。隋朝的事实证明，仅仅国家富有反而蕴含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唐太宗的朝廷，不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是从隋朝灭亡的暴风骤雨中走出来的，都知道水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坚持了以人为本，努力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终于迎来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和谐局面，成为此后王朝都努力学习的榜样。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当然，社会和谐是一步步建设而成的。唐太宗精简机构，合并州县，甚至压缩皇室成员的待遇，都是从政治安全的高度出发的。如土地制度，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要努力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当时的法令规定，政府掌管的土地，首先要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其次分给土地少的农民。即使发生农民违法的事件，也不会没收农民的土地。唐朝的统治者明白，历史的教训是，凡是发生重大政治安全问题，一定是土地出现了不良状况。汉朝的灭亡如此，后来王朝的灭亡也多是如此。唐朝前期，土地法令被认真执行，唐朝的三百年基业也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贞观之治告诉我们，权力的本质目的不是享受，而是贡献。作为一种超社会的能量，权力如何为国家、社会服务，才是根本性的。而作为掌权人，如何接受理性的约束，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使得权力的运行符合本来目的，这才是社会幸福的最大公约数。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皇帝尚且能够如此，后人没有理由让权力的建设功能减弱、社会破坏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