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曾先后存在过大约七十个统一或割据的政权，它们当中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国都，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外积极扩张以期夺取天下，或以此为中心来治理天下，维持国家的稳定发展、政权长久不衰，由此可见都城的选择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影响到都城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地理、文化、经济等几个，而这几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定都的影响力大小也不一样。两汉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延续时间长的国家政权，虽然西、东汉之间有王莽篡汉事件造成朝代断裂，但后世史学家皆认为两个朝代具有较强的继承性，故此史称“前汉、后汉”。

从西汉建国到东汉灭亡（排除王莽、更始政权）这四百年间，国家都城共计有南郑、栎阳、长安、洛阳、许昌（都）等五个。其中既有统治者主动选择、也有受制于周边形势或地方军阀而不得不做出的被动选择。

刘邦在秦末战争中率先入关中消灭秦国，按照诸侯与义帝楚怀王的约定本可以在关中称王，但义帝被西楚霸王项羽所操控，项羽记恨刘邦因此只将原来秦国经济、地理位置较差的巴蜀分封给刘邦。

后来张良贿赂项伯，项伯给项羽说把汉中也给刘邦，才将国都定为汉中郡的郡治南郑，并以地名为国号称为汉国，刘邦被封为汉王，这一年（公元前206年）为汉元年。

南郑是汉国第一个首都，位于区域地理位置较差的汉中盆地中心，其北有秦岭阻隔、南临蛮夷，东有巴东山脉阻隔，交通不便，项羽将刘邦分封在此地实际上是为了打压刘邦势力，让其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

此外项羽还用秦朝旧将镇守关中，打算把刘邦困死在巴蜀，使其不能东出与诸侯争天下。所以说定都南郑实属受人所制，并非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

针对项羽的分封，刘邦听从萧何建议选择隐忍："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在分封之初，因刘邦手下大臣都是山东人所以不断逃亡，汉国陷入被动境地，但刘邦利用项羽东征齐国、手下将士思乡心切的有利条件“明修贱道、暗渡陈仓”一举攻占关中。

攻占关中后刘邦便可在这一地区中选择城市作为都城，因而有一定的主动选择权，鉴于咸阳残破，关中城市可作都城的仅有三秦王所都的废丘、栎阳、高奴三城，刘邦经过权衡对比、深思熟虑后选择定都栎阳。

这主要是基于栎阳城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高奴城（陕西省延长县）过于偏北、废丘（陕西省西咸新区）又遭汉军水灌而毁。

而栎阳在“还定三秦”战役中并未受损，且该城位于渭河南北两岸贯穿东西的交通大道上——蒲关道，经过此大道可以通过蒲津关到达山西运城盆地，便于向东发展。故此刘邦选择栎阳作为都城，以战国时期秦国故地作为根据地，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天下。

从汉元年（公元前207年）至七年（公元前200年），栎阳作为都城共计7年。但是“自栎阳徙都长安”并非是刘邦统一天下后的最初选择，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结束后，汉高祖刘邦在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本想定都洛阳。

洛阳从大地理环境来看属于“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对于定都地点洛阳，刘邦和群臣都持赞同意见，一方面是因高祖刘邦欲自比周成王、康王的虚荣心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关东人，对定都洛阳有文化认同感。

不过关东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拥有强大军事实力，他们对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故此娄敬和张良提出：“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长安既与关东有所联系，又与关东有所分割的军事地理优势。刘邦在深思熟虑后只能放弃自己的选择，同意西迁长安。

东汉时期刘秀从南阳起兵，一直称自己是汉高祖的后代、西汉王朝的合法继承者。经过一段时间兼并战争，刘秀基本控制河北、南阳、中原等地。刘秀选择洛阳作为都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主选择，并没有任何波折，当车驾入洛阳后便直接定都洛阳。

在天下动荡的情况下刘秀首先考虑的也是洛阳及其周边的军事环境，从小范围地理环境看洛阳本身具有一定的军事地理优势，洛河、瀍河、伊阙、孟津、太谷等皆是周围重要的军事屏障，从大范围地理环境及周边割据政权分布来看，刘秀本人则在河北开辟建立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刘秀选择洛阳作为都城，能够使自己与后方保障地紧密联系，也能够与更始、刘永等割据势力对峙。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在当时刘秀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内，也只有洛阳是最佳的都城选择。

定都洛阳以后，为了“正名”刘秀采取定火德、改雒阳、奉赤伏符等重新树立汉文化正统的策略。除此之外，光武帝刘秀吸取西汉分封诸侯王的负面经验教训，只允许分封诸王享受衣食租税，不允许其享有军政大权，所以东汉定都洛阳并无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威胁，太平盛世时期的洛阳便能完全享有天下之中的交通地理优势，得到快速发展。

在定都洛阳、平定天下以后，光武帝刘秀也曾西巡关中并将长安定为西京，重建长安宫室、祠庙，但关中残破、且在汉武帝广关以后军事地理优势尽失，故此完全放弃了定都长安继承西汉正统的打算。

东汉晚期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争权皆欲把持朝政，当地方军阀董卓进京以后废少帝、改立陈留王，是为汉献帝。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遭到诸侯共同讨伐，乱世时期洛阳天下之中、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又成为劣势，在军事失利后董卓决定携汉献帝迁都长安，并散布童谣制造舆论赢取民心，迁都长安后自行修筑媚坞，号称万岁坞，董卓自夸：“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终老。”

东汉末期潼关兴建，关中的东部屏障重新完善，加上长安为西汉旧都，所以董卓才决定迁都关中长安而非自己的势力范围凉州。由此可见此次受制于人的迁都长安，主要是看中军事地理形胜和继承正统汉文化的重要性，董卓企图挟持皇帝积蓄力量再次东出夺取天下。

虽然诸侯无法攻破潼关占领长安、迎回汉献帝，但董卓被丁原用计杀死，随后发生李傕郭汜之乱，汉献帝趁机率众大臣逃离长安返回洛阳，此时洛阳已经成为荒城，百里之内不见人烟、汉献帝与众臣既无住所又无食物，且周边诸侯环伺均想篡位夺权攻伐不断，汉献帝的大臣与军兵常在乱军之中被杀。

此次迁都原因是因为汉献帝希望回到旧都洛阳继承大统，希望能号召天下诸侯勤王，虽然是一次自主选择的迁都，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是最为失败的一次。

汉室迁都洛阳以后，曹操听从毛玢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先以礼奉迎、后在洛阳耀兵将汉献帝挟持至自己根据地的都城许昌，此后许昌升为许都，成为汉朝最后一个都城。这次迁都也是受制于人，出于政治目的而迁都。直到曹丕篡汉为宣扬自己继承大统、意在统一天下才又重修洛阳宫室迁都洛阳，不过这已进入曹魏时代。

两汉时期都城有南郑、栎阳、长安、洛阳、许昌，其中西汉定都南郑、东汉迁都长安、许昌都是受制于人，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主持迁都的项羽、董卓、曹操都是从自己的利益与政治目的来考虑。

西汉定都栎阳、长安是半自主选择，是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综合考虑，主要看中了关中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形胜。东汉定都洛阳可以看做是一次完全自主的选择，此时刘秀已占据天下三分之二，而洛阳又在其控制区域内且为西汉陪都，立都于此既可在政治上向天下昭示自己继承西汉的正统身份，又可以利用洛阳的军事地理优势作为战略据点，逐步扫灭群雄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