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博览群书，酷爱读史。“二十四史”中，毛主席尤爱读三国，并对三国人物评论颇多。在与他人谈及三国中的“智绝”诸葛亮时，毛主席总会扼腕叹息道：“诸葛亮的一生，犯下了三个错误，这注定让蜀汉难以一统中原！”

那么，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一生中犯下的三个错误究竟是哪些呢？诸葛亮的决策，如何影响了三国的历史？而毛主席又是如何以史为鉴，治国治军的？

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毛主席眼中的诸葛亮。

错误一：隆中对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三分天下是自古流传已久的一段君臣佳话。年不满三十的诸葛亮，为屡败屡战的刘备提出了“跨拥荆益，东和孙权，两路北伐”的统一战略方针，令当时的刘备茅塞顿开，更让自己在民间“卧龙”的称号实至名归。

然而，这份在古今被大多数人都视作良策的“隆中对”，在毛主席看来却有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在和旁人谈到为何刘备不能一统中原时，主席感慨道：“刘备始误于隆中对！”

其一，毛主席认为诸葛亮“跨拥荆益，以图中原”的战略方针并不可取。荆州的范围主要在今天的湖北地区，益州主要在今天的四川地区。在毛主席看来，荆州四通八达，进可攻，退可守，古今中外都是图谋中原的据点。

然而，益州虽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却有山川阻隔，蜀道天险。自古以来，入川建都的王朝都是收成易，进取难。在诸葛亮的“隆中对”计策中，跨拥荆益的战略方针虽让刘备在天下博得一席之地，但也让蜀汉政权从荆、益两州跨越山川，图谋中原变得格外艰难。公元219年，关羽丢失荆州后，蜀汉仅剩下的益州更是让诸葛亮的“北伐之路”寸步难行。

正因吸取了三国“刘备入川”的历史教训，在1935年6月的红军长征途中，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南下”在四川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向陕北秦地挺进。在陕北建立延安革命根据地后，我党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对毛主席战略眼光最好的证明。

其二，毛主席认为诸葛亮“隆中对”中“以荆州之军向宛、洛，将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北伐战略，犯了军事上“分兵”的大忌。

在毛主席看来，当时曹魏“天下九州得其六”，实力远比孙、刘两家雄厚。兵家上想要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就需要避其锋芒，以实击虚。在实力远不如敌方强大时，最理性的应对策略应当是局部集中己方优势兵力，歼灭局部敌方弱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如此才能扭转敌强我弱的局势，并取得胜利。

如果在本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不顾实际情况进行分兵，就可能面临被敌军各个击破的风险：公元219年，曹刘汉中之战进入尾声的同时，关羽率荆州兵北伐，发起襄樊之战——刘备、关羽同时北伐，相互呼应的军事动向，符合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略。

然而，在汉中之战中，刘备虽然大胜，但并没有动摇曹魏根本，汉中百姓悉数被曹操迁出，留给刘备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襄樊之战中，关羽虽然在前期获胜，歼灭魏军3万以上，生擒于禁、庞德，但在随后被曹、孙联军击溃，非但三万蜀军全军覆没，反而还丢失了荆州，这让原本蜀强吴弱的三国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襄樊之战的失败，证明了诸葛亮“兵分两路，北伐中原”的战略，确实存有一定的缺陷。

在毛主席领兵打仗的过程中，主席非常注重对局部优势兵力的运用。譬如由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一役中，红军四个军团，只有3万余人；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军队，至少有40万人。在这场旁人看来敌我悬殊的战役中，毛主席镇定自若，多次指挥红军部队避实就虚，集结兵力一处多次痛击敌军，不仅累积歼敌3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还率领红军成功跳出敌军包围，逃出生天。

若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没有以史为鉴的经验教训，红军很难赢得这一场战役——而这就是毛主席鉴史用兵的精妙之处。

错误二：用关羽

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一生中犯下的第二个大错，就是任用了心高气傲的关羽来镇守荆州，最终导致了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悲剧。而关羽的死，则是后来刘备不顾劝阻，执意伐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214年，刘备与刘璋决裂，益州之战爆发。由于兵力不足和军师庞统的意外身死，刘备急调远在荆州的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入川——除了这三人外，关羽在荆州的资历最老。刘备此举，其实已向当时负责荆州防务的诸葛亮不言而喻地透露了在他心中，谁是下一任的荆州防务负责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任用关羽镇守荆州，是刘备的决定。面对创业集团老大的人事任免，半道入伙的诸葛亮自然不便多说什么。但作为蜀汉的主要谋士，刘备任用关羽镇守荆州一事，诸葛亮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

因此，为让一贯性情高傲的关羽镇守好荆州，诸葛亮临别前再三对关羽强调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隆中对战略方针。

肩负大任的关羽虽然嘴上满口答应，但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却是另一回事了：公元215年，曹刘汉中之战即将爆发之际，孙权忽然派遣使者，要求已夺下益州，有了安家之所的刘备将荆州归还东吴。刘备向东吴使臣回应道：“以湘水为界，将一半荆州归还东吴，剩余一半待刘备攻克凉州后再归还。”史称“湘水之盟”。

然而，等到孙权派遣地方官员，到荆州和关羽办理防务交接时，地方官却遭到了关羽的驱逐——关羽的这一举措，暴露了两个严峻的问题：其一是为将在外，不顾君命，擅作主张；其二则是进一步激化了孙、刘两家之间的矛盾。

遭到拒绝的孙权立即派遣吕蒙，率兵2万强攻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并命令鲁肃率领万余兵马驻扎巴丘，随时准备阻击关羽救援。刘备得知后，立即派遣关羽进攻，并亲率5万兵马驻扎公安作为后应。从此，孙、刘两家矛盾彻底激化。

如果说诸葛亮在刘备于公元214年初任关羽时，不方便说话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公元215年孙刘双方围绕荆州三郡，爆发军事冲突时，他就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为关羽驱逐东吴地方官的行为，其一违背了刘备此前的意愿和承诺，其二更是让隆中对“东和孙权”的战略面临着破产的风险。公元215年孙刘之间的湘水之战，为公元220年关羽襄樊之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公元219年，关羽提兵北伐，襄樊之战爆发后，历史上的诸葛亮似乎并没有嗅察到东吴毁约突袭的风险，史书既没有记载诸葛亮对刘备、关羽的劝谏，也没有记载诸葛亮派兵协助关羽，稳固荆州后方。这使关羽大部分精兵都在襄樊前线。待到吕蒙、陆逊偷袭荆州时，刘备、诸葛亮再提兵来救为时已晚，不仅关羽身首异处，就连“隆中对”中至关重要的荆州也一并丢失，孙刘彻底反目，诸葛亮的“隆中对”计划彻底破产。

那么，面对着“三足鼎立”的局面，毛主席究竟又是如何应对的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军与日军周旋的同时，也时常不忘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军队突袭新四军，皖南事变爆发。得知情况后，毛主席立即派遣周恩来抵达国统区，与国民党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保障我党我军安全的同时，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在令周恩来处理皖南事变的过程中，既包含了他识人、用人的技巧，同时也展露了他老人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人生智慧。

错误三：用马谡

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在识人、用人方面缺乏战略眼光，他人生中的第三个错误就是任用马谡镇守街亭。

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兵分三路进攻曹魏。开战之初，诸葛亮的疑兵之计十分奏效，让曹魏天水、南安、安定西北三郡不战而降，朝野上下为之震动。曹魏皇帝曹叡得知后，亲自坐镇长安稳固局面，并派遣张郃、郭淮等将领阻击诸葛亮。

张郃率领魏军立即向诸葛亮北伐的粮草要道街亭发起进攻，诸葛亮为早日攻下长安，令当时的参军马谡镇守街亭——在此之前，马谡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只因才气过人，在南平孟获时献上“攻心计”而获得诸葛亮的赏识。

在马谡坐镇街亭后，马谡不顾王平等人“安道扎寨”的劝告，将大部兵马屯于山上，致使蜀军被张郃切断山下水源并包围。最终，马谡所率蜀军折损大半，北伐要道街亭丢失。诸葛亮不得不停止北伐，退回汉中——正史上的马谡，并没有像《三国演义》中“视诸葛若父”那般感人。街亭战败后，马谡畏罪潜逃，后被蜀兵缉拿归案，诸葛亮于汉中将其斩杀以正军法。从马谡屯兵山上，战败后又不顾士兵，畏罪潜逃的表现，更能体现出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缺陷。

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在马谡上，更在于诸葛亮在面临至关重要的大事时，缺乏清晰精准的判断力。在毛主席看来，当时的诸葛亮应该亲自镇守街亭，避免北伐过程中的隐患。在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曹魏对蜀汉的防备更强，加剧了诸葛亮后续几次北伐的缘故——这是造成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原因之一。

而毛主席在带兵打仗时，在用人的判断力上有着明显的过人之处——该事必躬亲时，主席一定会亲临前线；在该交给下级军官时，主席也会慧眼识人，将事情大胆地下放给党中军中的人才去做：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北时，毛主席不惜亲自作饵，转战陕北，为其他各地方部队歼灭国民党军队争取时间。在1946年7月爆发的苏中战役中，毛主席以“粟裕亲临前线，更知晓情况”为由，同意粟裕更改军委意见，全权指挥，使粟裕赢得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从这两场战役中，我们能够看出毛主席办事用人，调兵遣将张弛有度，魄力十足，其远见卓识，胜过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在历史上敢于大胆指出诸葛亮战略不足之处，同时自己又能取长补短，避免同样错误的，千古以来恐怕唯主席一人。

不过，诸葛亮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所致。今天的我们，看待过去的历史人物时，对他们不能过于苛责——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的后人去瞻仰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