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努尔哈赤成为清王朝的奠基者。

努尔哈赤自幼接触汉文化，熟读汉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向慕中原王朝的礼仪文明，礼聘汉人教授子弟，学习汉人的统治智慧，同时也防范汉人，保护本族文化。

努尔哈赤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态度，对其后继者接受中原儒家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努尔哈赤统治期间，并未举行汉制祭礼。

他自认为是受天命而延续金国的统绪，努尔哈赤把金朝皇帝视为建州女真的先世。努尔哈赤在东京、盛京等地建立堂子，这个阶段的堂子祭天非常频繁，主要是在誓盟、节庆、出征、凯旋之前举行。

后金的堂子祭祀不是源于中原王朝的祭祖祭天，而是主要承自女真传统的祭天礼俗，也就是金代的“拜天”。

虽然后金的堂子祭祀不仅祭天，而且还祭萨满和先祖，但在堂子之外，为祭天而立杆，这是金代拜天礼传续到后金的明显表征。

金代的拜天地点有鞠场、内殿和都城外，后金在堂前所立之杆上面也设斗盛食，喂食鸦鹊，这与金代拜天礼中的“刳木为盘”相类，这种立杆祭天明显不同于汉制的郊天。

因此，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初期，后金基本没有仿效中原礼制，只是延续和发展了本族礼俗传统。

天命十一年（1626），皇太极即位，诸贝勒大臣、文武官员行朝贺礼。受历史因素及政治形势制约，皇太极对礼仪制度的建设是有限的，此时他尚未将儒家以“礼”治天下作为政治思想。

皇太极诏以明年丁卯为天聪元年（1627），颁赦国中自死罪以下，悉数免除。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曾派人祭拜金太祖和金世宗，希望在接下来的与明征战中，金朝“二帝英灵，昭鉴而默佑之”。

从中华礼制史来看，历代中原王朝几乎都施行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但皇太极祭祀金朝皇帝属于祖先认同的范畴，当时的后金作为地方政权尚未继承中原王朝祭祀炎黄及历代帝王的礼制传统。

皇太极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完善八旗制度，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废除原来的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使女真共同体被满洲共同体所取代。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由大汗进位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建立清朝之时，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已历数千年，其丰富的内涵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及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

明清易代导致社会动荡，经济文化都受到破坏，士民思想混乱，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上层建筑方面确立统一的社会思想，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在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皇太极要治理国家，首先需要使百姓安定，而不是进行礼仪文化建设。

皇太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作为皇天之子统御万民，要求自己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祈求天地眷佑。

这个时期的皇太极尚未真正重视汉人儒士，他推行满汉一体政策，只是为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

对当年隐匿得以逃脱的人免除奴籍，并通过考试进行分等，对其中优异者进行赏赐，且全部免除差役徭役。

皇太极此举是试图利用这些汉人知识分子，以备咨询，这是一种政治策略，他并没有真正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

崇德二年（1637）秋七月，皇太极就表示过对汉官的不满，还把汉官与旧臣为国家所做的贡献进行对比.

他强调自己即使对那些与明行谍者，也都赦免，并妥善安置，认为自己对汉人已经恩养有加，但他们仍欺诈虚伪，不可信任，在战场上不肯效力.

皇太极对汉官和汉文化深怀戒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对儒家礼制思想的接纳和吸收。皇太极唯恐子孙受汉文化影响，而忘记本族骑射武功。

他命内弘文院大臣读《金世宗本纪》，告诫满洲贵族们金朝亡国的教训乃是废除旧制、效仿汉俗。

他认为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本可垂之久远。然而，至金熙宗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归之原因，除了他们耽于酒色、享乐无度之外，还有效仿汉人习俗之缘故。

他肯定金世宗是贤君，赞其“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

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当时儒臣屡次建议皇太极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都未被纳谏。

皇太极强调自己坚持故俗的原因是担忧汉化之后，子孙不再尚武，会丧失战斗力。如遇人袭击，“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

皇太极认为，金世宗出于为子孙万世之计，当年竭力保护女真文化，以抵制汉文化的浸染。到自己统治的时候，也无变更之理，其根本原因是“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清朝从立国到入关以前的这个阶段是满汉文化剧烈冲突、碰撞的时期，满族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对传统礼仪文化接受的过程是渐进式的。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统治区域的扩大，清统治者意识到巩固政权比维护民族传统更为重要，遂开始改变本民族的落后状态。

礼的社会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护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自先秦儒家礼制创始、兴革，至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与“礼治”逐渐被确立为封建王朝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统治阶级以此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并以礼教化民众，要求君臣上下各安其分，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的礼制纲常成为历朝历代帝王进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皇太极时期的清朝虽地处东北，但他有一统天下的愿望，有意接续中原王朝的“正统”，而金国只是灭辽和北宋，并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国祚仅百余年。

皇太极不再认可自己是女真后裔，他此时的志向是继承秦汉隋唐至元明以来一脉相承的帝王统绪。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在劝降明朝名将祖大寿时，强调自己屡次致书欲和，“而明君臣，惟以前宋帝为鉴，竟无一言回报。然大明帝非宋帝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天时人心，各有不同”。皇太极虽然否认自己是女真后裔，但承认自己的“夷狄”身份。

皇太极在崇德三年（1638）的文书中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

他认为自己与辽金元三国之主一样，都能以平等的身份与中原王朝抗衡，甚至可以一统天下。皇太极欲为天下之主的意愿还可以从他举行奏告天地的天子之礼中体现出来。

改元称帝前夕，皇太极在盛京建圜丘坛、方泽坛，告祀天地。此时所祀之“天”已经超越努尔哈赤时期族俗信仰的“天神”范畴，所采取的是儒家礼制中具有政权统治意义的汉制祀天模式。

虽然行礼具体仪节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但以这种祀天方式彰显政权合法性的用意却非常明显，这与其先世金代女真统治者确立的双轨祭天模式异常相似，清与金都是在保留族俗祭天传统的同时，又确立了另一套汉制的祀天礼制，即南郊圜丘祀天。

此时皇太极尚未一统天下，明知只有天子方有“告祀天地”与“郊天”的特权，却依然行此盛大典礼，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有为天下之主的意愿。

萌生大一统观念的皇太极开始调整治国方略，推行“满汉一体”，一方面维护本族传统以强化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儒家传统礼制，意图得到广大汉人对清政权的认同。

此间，清代的祭祀孔子之礼得以确立。据《清朝通典》载：皇太极“始创大业，即崇文重道，建孔子庙于盛京”。崇德元年，“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

祭孔祀典，“命仿旧制”。所谓“仿旧制”，是指清袭明制，明朝的祭孔之制乃宋金元时期崇孔传统的延续，及至清初，以传承儒家道统为主旨的释奠礼继续为统治者所推重。

这对清朝而言，无论对思想文化发展，还是对政治传统传承，都意义重大。皇太极在全国推行祭孔之礼，表明自己和满洲贵族都已经认同孔子的儒家思想，他们推行“文治”“武功”并举的政策，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为巩固清朝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皇太极还崇尚孝治传统。为尊亲崇孝，在盛京建立了皇家宗庙——太庙，追尊始祖、高祖、曾祖、祖父分别为“泽王、庆王、昌王、福王”，加以奉祀。

清初这些国家礼制建设举措对一个新兴政权意义重大，从此清朝帝王认同了中原传统礼仪文明和古代帝王政治文化，并将本族及域内各族文化融合起来，增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族的凝聚力。

清朝入关后，将统治范围扩大到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清朝皇帝如何在思想上有效控制域内汉族士人，使其为清王朝效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汉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

汉文化的浸染使清朝皇帝遇到了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之下，清朝统治者选择了革除本民族的陋习，认同先进的汉文化。

同时，清朝结合本族礼俗，建立起一整套适合本朝的礼仪制度，具体内容包括阐发崇儒思想、弘扬重礼传统、修纂本朝礼典、举行国之大礼，试图通过全方位吸收传统礼仪文明，来实现各民族政治、思想、文化“大一统”的终极目标。#图文万粉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