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虽然希特勒允许他的拥护者们搞伪宗教的个人崇拜，尤其他自己也乐于在党代会上扮演教主的角色，但是他始终不愿意以宗教创始人的身份出现。他在1937年3月12日的党代会上表示，反对“创立新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还太年轻”。

装死战术不再合希特勒的心意

在此他明确地拒绝了罗森堡的计划，他依然想避免与天主教会公开决裂。“他在反教会的斗争中引用了施里芬的名言：‘有重大意义的成功和平庸的成功。’他有理由不想要平庸的成功。”戈培尔评论，“我们必须让对手彻底闭嘴或者覆灭，如此而已！”

教皇通谕《在焦虑中》的发表撕开了黏着的局面。通谕初稿出自福尔哈伯之手，经由帕切里编辑，并由教皇庇护十一世批准。秘密特使将文件送抵德国，在德国印刷，1937年3月21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神职人员在讲道台上公开宣读了通谕。教皇通谕声讨了德国对“教会公开和隐晦的暴力攻击”，宗教契约不断遭到破坏；基督教徒受到的压力是非法的、不人道的。

公文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条与纳粹理念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有谁把民族或种族、政体、国家权力的主体或者其他人类社会形态的基本价值观……从世俗价值体系中剥离出来，把他们变成至高的准则和宗教价值观，并且用偶像崇拜的形式加以神化，那么他就扭曲和伪造了上帝创造和保佑的万物之道。”

宣读通谕的前夜，海因里希已经把其中的内容通知了戈培尔，“名副其实的挑衅”，宣传部部长写道。但他不同意盖世太保首脑做出激烈反应的想法。最好是“装听不见，置之不理”，“然后从经济上施压，不要逮捕人。查封和禁止刊登了这个无耻公告的教会报纸。此外要保持冷静，等待时机，到时候将这些捣乱分子一举拿下。”

但是装死战术不再合希特勒的心意。1937年4月初，他把戈培尔从上萨尔茨贝格召来，“现在他想和梵蒂冈反目了……神父们不理解我们的耐心与温和，那么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严厉、强硬和无情。”4月6日希特勒下令让居特纳“撇开其他事务，有重点地”重启去年暂时中止的风化案。

同时媒体展开了反天主教的疯狂的舆论战，戈培尔亲自坐镇指挥。“展开了最猛烈的反击。在我的示意下，地狱音乐会开场。现在神父们的日子难过了。”他在4月底写道。宣传部部长的工作又一次令希特勒感到满意，戈培尔记录道：“元首在教会问题上的态度日渐激进。”现在他不再“手下留情”：“鸡奸帮理应得到清理。”

希特勒在传统的五一讲话中，对教会发起了激烈的攻击：“如果他们采取任何一种方式，写信或者通谕，试图攫取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利，我们将强迫他们回去从事——分内的治疗心灵的宗教活动。”他在言语之间影射重新开庭的神父风化案：“当自己的道德水平堪忧时，最好不要从道德层面对国家指指点点。”

5月28日，戈培尔在柏林德国大会堂发表的演说，掀起了诽谤运动的高潮。前一天他和希特勒详细讨论过演说的内容，“元首”前所未有地口授了关键的段落，“非常尖锐激烈，我达不到那样的水平”，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德国电台都转播了戈培尔的演讲。

演讲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德国的报社接到了演讲文本，他们得到命令，次日将以“最大的字体”刊登全文。戈培尔在演讲中极尽煽动之能事，他说“他看到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达到骇人听闻和令人发指程度的道德沦丧”。

整个天主教教士阶层弥漫着“淫乱之风”，“藏污纳垢”，“穿着教袍的性犯罪者”，到处追逐着“令人恶心的色欲”。“淫虫”理应被彻底消灭。演讲之后，在20000名国社党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戈培尔匆匆赶往总理府谒见“元首”：“他和我握了手。他在收音机边听了整个演讲，他告诉我，他激动得一分钟都坐不安稳。”

对付教派，希特勒避免过激行为

德国大会堂群众大会之后的一段日子，希特勒也常常在亲信们面前发泄对教会的仇恨：“元首对神父们有一肚子火。”戈培尔继续进行反教会的煽动，同时盖世太保试图压制，天主教报纸的反对声音，监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布道活动。

“德国的天主教徒被打入另册”，柏林主教康拉德·冯·普雷辛哀叹，“为了信仰他必须忍受蔑视、嘲弄、种种不自由和困窘而无法自卫，教会的敌人们却享受着言语诋毁、攻击和嘲弄的自由”。

可是风化案庭审的结果让纳粹领导人大失所望。因为在很多案子中，被告被无罪释放或者只受了轻微的处罚。“法庭不中用。他们对神父们反国家的重罪只处以可笑的罚款或者短期徒刑的惩罚”，1937年7月初戈培尔生气地说，他得出结论，“必须让特别法庭受理案件。”宣传部部长劝说希特勒接受了他的想法。

7月底希特勒却出人意料地，下令让司法部部长暂时中止了庭审，虽然戈培尔一再要求重新开庭，但是事情始终没有落实。虽然希特勒在1937年12月做出保证，他只是在等待“重新开庭审理神父案件”的有利时机，可是“现在他想把教会问题先搁置一边”。

也许他态度的再次转变，与纳粹政府从凡尔赛和约修订政策到扩张政策的转变有关，希特勒决定实现其影响深远的外交行动计划，在这一阶段，他认为与梵蒂冈和天主教神职人员闹得剑拔弩张是不明智的。此外他也意识到了，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让教会屈从于政府威权的目的，需要打一场持久战。

1937年5月11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他对亲信们透露了他内心的打算：“我们必须让教会屈服，把它们变成我们的臣仆。必须取消神父终身不娶的制度。教会财产将被没收，任何人在24周岁前都不可学习神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教会手中夺回最优秀的后辈。宗教社团必须解散，教会不再有法定监护权。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做到在几十年内让他们屈服，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

即使对付新教的反对派，希特勒也避免过激行为。到了1936年底，事实表明，克尔调解德意志基督徒，和认信教会之间矛盾的努力，已经失败了。1937年1月中旬，希特勒在总理府午餐桌边痛斥宗教事务部长，他表明了“要严厉对待教会的态度”。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斗争中贯彻“国家至上的原则”，克尔的政策“过于软弱”。2月12日，帝国教会委员会——致力于重建新教教会内部团结的中央委员会——被解散了，随后克尔在没有和部长级同僚们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宣布了一条法令，该法令将把教会置于严格的国家监督之下。

希特勒对克尔的自行其是非常恼火，他拒绝公布这条法令，同时他召集克尔、弗里克、赫斯、希姆莱、戈培尔和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2月15日到上萨尔茨贝格开会讨论教会问题。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明确表态。克尔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越过我们擅自行事。”

宣传部部长和希姆莱、施图卡尔特一起乘夜车抵达上萨尔茨贝格，因此他们一路上有足够的时间交换意见。三个人一致认为，严格的国家操控——譬如克尔法令草案所做的规定——只会制造出“殉教者”。同时他们还指出从长远眼光看，他们与克尔之间的根本区别：“克尔想保留教会，而我们想消灭它。”

教会选举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动荡

上萨尔茨贝格会议开了足足七个小时，它也说明了希特勒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他强烈地反对克尔的想法，克尔超越了宗教事务部——“最高主教”应有的形象，只会“以暴力行事”。由于面临着“伟大的全球斗争”，德国“目前不能与教会为敌”。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戈培尔提出了他之前和希姆莱、施图卡尔特商定的建议：“或者政教分离——我认为为时尚早——或者重新选举立法宗教会议，党和国家这次完全不介入，最自由的比例选举，然后给宗教会议代表们发高额津贴，这样一来他们在一年之后都会来祈求国家的资助。”

根据戈培尔的日记，希特勒“兴奋”地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们讨论了所有细节问题，包括克尔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表示赞成。“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教会争端的转折点”，戈培尔兴高采烈地写道。

希特勒的政令被刊登在报纸的晚间版，事实上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文中声称：“帝国教会委员会失败之后，为了实现德国新教不同派别的统一，教会应该完全自由地，根据教民的天职，自行制定新的教会法规和颁布新的法令。”帝国宗教事务部长受命“筹备教会代表大会，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次日戈培尔在柏林召开了，以“元首在教会问题上，迈出了通向和平的一步”，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但美好的宣告并未成为事实。不久之后事实表明，教会选举非但没有促进分裂的新教派系的统一，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动荡。

部分认信教会公开以抵制选举相威胁。1937年7月底，选举的筹备工作停止了，这是少有的几次希特勒的政令无声无息地石沉大海。有一段时间希特勒考虑过另一个方案：实行政教分离，他得到了克尔的支持，正如戈培尔所说，克尔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大转弯”。但这个计划不久也流产了。

1937年12月，希特勒表明了他的主要顾虑：“这样一来新教就彻底完蛋了，我们失去了与梵蒂冈抗衡的砝码。”在紧锣密鼓为战争做准备时，有关教会问题的根本决定被搁置下来，克尔被明确禁止“进行任何改革”。但是再一次的态度大转变，却不包括对著名新教代表人物的迫害。

1937年7月1日，希特勒下令逮捕马丁·尼莫勒。他在达勒姆做布道时，更加明显地公开谴责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极权欲望，而且敢于直接点名迫害教会的主使者们，当众宣读被迫害的主教名单。“尼莫勒终于被逮捕了。报纸只是不显眼地报道了这则新闻。现在等着判决，他无法再和外界联系，以后永远不会放他自由。”宣传部部长在这一点上与“元首”意见一致。

《参考文献》伊恩·克肖，《希特勒》（下），2000年，45-52；劳施宁，《虚无主义的革命》，1938年，201-206；斯万·菲利克斯·克勒霍夫,《希特勒的柏林》，2003年，156-162；